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年）是法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也是法国大革命后政局相对稳定、政制持续最久的时期，但该时期的经济发展却趋于缓慢，国际经济地位也相对下降。这种反差的缘由何在？有什么值得回味的历史教训？这些问题显然不无探析的价值。
    对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原因，以往学界的著述大多着重从其经济结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等经济因素本身进行探讨，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但众所周知，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许多与经济因素交互影响的非经济因素。本文试图对影响第三共和国经济的非经济因素作些分析，进而阐述非经济因素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经济发展趋于缓慢、国际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可以从下列两方面来说明：一是纵向比较，即与第三共和国之前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形势相比；二是横向比较，即与同时期其他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相比。
    大革命是近代法国的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其实质是新兴阶级为自身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但由于随后动荡与战争频繁、国体与政制变化反复等原因，直到19世纪30年代，代表金融资产阶级的“七月王朝”上台掌权，法国的产业革命（工业化）才真正开始艰难的历程，比英国迟了近70年。又由于推动工业化的领导力量是金融资产阶级，加之政局不稳、工潮迭起，直到第二帝国时期，法国旧的经济结构仍未完全动摇，形成了法国学者拉布鲁斯所言的“二元性生产体系”：中小型企业与机械化的大工业长期并存，前者占绝对优势，农业资本主义的程度很浅，农村小农经济几无变化。尽管如此，法国的产业革命毕竟发生了，尤其是经过第二帝国时期（1851～1870年）经济的迅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超过3%，为19世纪最高水平），产业革命基本完成，冶金、交通、建筑、商业等产业部门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实力大增，1870年前法国已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
    19世纪70年代初期，法国的历史进程又出现了大的波折。由于普法战争的失败，对德割地赔款，1873年遭经济危机袭击，后又遇到重大虫灾，种种灾难接踵而来，使第三共和国的经济遭受重创。诚然，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重建，第三共和国的经济重新有了发展，到1880年，工业产值第一次超过农业产值，水力发电、汽车制造、石油化工等许多新兴工业，以及农村中的大农场和机械化程度均有了新的进展。但是，总的来看，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趋于缓慢，远不及第二帝国20年内工农业生产增长53%的速度。[①]尤其与同期后起之秀德、美等国相比，法国经济发展更是显得缓慢，无论就投资数额、企业规模还是机械化程度都是如此。工业生产第二帝国时期尚居世界第二位，第三共和国时期很快降为世界第四位，且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详见表1）。1890～1913年间，法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由10%减至8%，由世界第二位降到第四位，在世界农业上的位次更是降到第九或第十位。[②]“直到1914年，法国并未像比利时、英国或德国那样彻底工业化。”[③]
    二
    显然，第三共和国经济发展缓慢与经济本身的原因有关，如工农业结构中小企业、小农经济占优势，生产中奢侈品生产多于必需品生产，金融资本发展不成熟，银行资本超过工业资本，对外投资多于对内投资，等等。它们严重地影响了法兰西经济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水平。然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并非只有经济因素。经济结构、经济政策、经济制度等因素固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包括种种经济因素本身的制约作用也是客观存在、不可低估的。笔者以为，第三共和国经济发展缓慢，除了上述经济原因外，还可归因于非经济因素的不利影响。举要言之，有下列几方面：
    1.价值观念 相对而言，欧陆文化尤其是法兰西文化的非功利因素远强于英美文化。由法国启蒙思潮的逻辑演绎出来的功利主义，主要兴盛于英美。如艾恺所说，这种功利主义“指的不是正式的哲学派别，而是中产阶级的一般含意的主导的价值复合体。”[④]它崇尚个人才能、技艺和勤勉，以及由这些因素所导致的个人成就。显然，它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不无促进作用。而法国正是缺乏这种功利取向，个人主义和竞争冒险意识相对较弱。作为天主教国家，旧制度下的法国对富有竞争冒险意识的新教徒--胡格诺教徒抱有成见，使大批的胡格诺教徒出走法国，带走了冒险与竞争意识，同时也带走了资金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共产、均等、合作思想一直是法国社会经久不衰的社会思潮。即使在第三共和国时期，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仍根深蒂固。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尚处于自由竞争时期，共产、均等、合作的小农意识虽在法国这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里有滋生土壤，但显然与时代发展的潮流相抵触。
    2.精神面貌 法兰西民族固然有其勤劳勇敢的美德，但不可否认，其民族性格中有不足之处，如托克维尔所说，主要表现为矛盾的二重性：理智与情感交织，自由与顺服伴行，爱走极端且充满戏剧性。[⑸]这一特性，决定了法兰西民族精神中脆弱性的一面。1870年巴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失败，对法国民众刺激很大，使民族精神受到极大的挫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