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印度商人与佛教的关系
    恩格斯指出：“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有宗教相伴随”⑤。古代印度早期佛教，是在城市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宗教，僧侣和商人同住在城中，佛经中有很多地方是讲商人与佛教关系的。商人与佛教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上，佛教依靠商人施舍。同世界上其他宗教一样，佛徒也不从事生产活动，他们在经济上必须依靠信徒才能维持生活和发展宗教，佛门广收商人为信徒，就是看准了商人可以在经济上支持佛教。从当时古代印度社会阶层来看，最积极、数量最多的佛教布施者是商人。商人主动出钱出物，供给佛僧，结果是佛僧得到衣食之助，商人在听道中不仅心灵上得到慰籍，而且经商活动中，在佛门庇护下生意上也得到好处。因此，佛僧最初传教的对象，也往往是住在城里的商人。释迦牟尼在说法时，常针对商人的发财心理，动之以致富之道，晓之以拜佛得福之理。他每年夏坐的地方以及平时停留的精舍也都在商贾居住的大城市之内，其中有的就是大商人赠送给他的。根据佛传记载，释迦牟尼刚成了佛，从菩提树下站起来，首先向他奉献食品的就是两个商人。《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21：“北方五百商人听说有佛出世，来到室罗伐城，请给孤独长者带去见佛。觐见后，看比丘的住处，看到床褥上尼师但那中间穿破，便将五百妙叠奉施众僧”。《过去现在因果经》卷3：“时彼商人，既见如来威相庄严，又见诸天前后围绕，倍生观喜，即以蜜而奉上佛”。《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37：“佛从王舍城到桥萨罗去，路上所需四件事情，都由商人供养”。释迦牟尼成佛后，如来弟子散布的用意在于抬高商人的地位。佛僧对商人布道并给予很大的信任。佛祖第一次说法是在波罗奈附近的鹿野苑，原因就是此地处于四通八达的商路上，来往商贾占绝大多数。佛祖来此首转法轮，就是想把菩提树下悟得的大道首先说给商人听，他相信商人定会欢迎他的说教。为了便于商人对佛教施舍，佛经中还有佛祖禁止与商人争利之记载：《五分律》卷5“若比丘种种贩卖求利、尼萨耆波逸提”；“若比丘以金银及钱种种卖买，尼萨耆波逸提”；“若比丘尼知他市得而抄买者，尼萨耆波逸提”。佛经中也有商人与佛徒共偷关税之事。《摩诃僧祗律》卷3：“有比丘与估客共道行。比丘有大徒众。时估客便语一比丘言：‘汝师大德，至关税处，谁敢检校？汝为我持此物，寄箸汝师衣囊中，过此税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3：“商主布施苾刍一白叠。同行过税关，商主财货都已输税。他想到苾刍白叠还没有输，便从苾刍袋中取出白叠，放在自己已纳过税的货物中，蒙混过关”。从上述佛典律藏中可以看出，商人与佛教的首要关系是经济关系。
    在政治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吠舍大商人在经济上的地位显著提高了，他们极力要求打破婆罗门至高无上的种姓特权，以及在知识领域内的垄断地位；早期佛教力图在宗教领域内打破种姓之间的严格界限，提出了“众生平等”的口号，要求同婆罗门平等，并对婆罗门种姓“出自梵天”的谬论给予了激烈抨击。商人与佛教的这些主张，虽然主要是从刹帝利贵族和上层吠舍的利益出发，但也同时反映了一般人民大众反对婆罗门教，要求种姓平等的愿望。为了共同与婆罗门势力斗争，商人与佛教在政治上结成了天然的同盟，他们相互提携，生死与共。《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15：“乃往古昔，菩萨尔时在不定聚，于大海中作一龟王。复于后时，有五百商人剩船入海，乃被海兽打破船舶。其龟取五百商人置于背上，渡出海中。尔时商人皆悉安隐。”商人有时也拚命相救佛僧。《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18：“卖香商人冒着被未生怨王所杀的危险，为了医治世尊的病，奉上牛头梅檀香。”
    随着佛教的兴起和商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为共同对付人为和自然界的侵袭，佛僧与商人结伴同行、相互照应已成为社会风气。佛经中常有僧侣外出传道，必有商人为伴的事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33：“苾刍与苾刍尼共商旅期行，有恐怖难处，同商旅共行，若无商旅，不能得去。”《摩诃僧祗律》卷3：“如果比丘同商人行走到旷野得了病，同伴的比丘不许丢开他，应该代提衣钵，亲近扶接，不应远离。如果不能走路，应该向商人借车和牛马”。《十涌律》卷61：“舍婆提国有贾客主，欲至他国，占卦在沸星日出发。有比丘想同行，但又说这是布萨日，想请贾客主等他”。从上述一些佛典律藏中，不难看出佛徒对商人的照顾、信任乃至尊敬到何种程度。
    在思想上：商人与佛教对婆罗门教都有较强烈的反抗情绪，二者有着共同的心态和思想的共鸣。婆罗门教思想在印度历史上根深蒂固，制约、压抑商人与佛教长达数千年之久。婆罗门起初认为商人是“非我族类”，佛教被看作是非正统的异端，在思想上和社会地位上均给予歧视和贬低，这一切都促使商人与佛教关系更加亲密。
    世间一切伦理观念都与现实生活有着内在联系。古代印度商人拥护佛教的神学思想，乐意接受佛教不杀生、转轮圣王和业报轮回观念。佛教教义中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杀生、非暴力学说反对战争，而受战争之害最甚者则是农民和商人。佛教这一学说对商人是有利的，因此商人是拥护这种主张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不杀生、非暴力学说随即成了密切商人与佛教关系的粘合剂。
    佛教教义中力主宣扬“转轮圣王”的神学思想。在各种文字的佛典中，“转轮圣王”这个词几乎到处可见。“转轮圣王”梵语意为大皇帝（Cakravavtin），即“对一个国王集团行使统治权的人”。古代印度从来没有过统一的大帝国，阿育王时期疆域尽管开拓最大，但也未能统一全部印度。“转轮圣王”这一形象的出现，只能被认为是古代印度人民长期渴望全境统一的愿望，于是梦想出一个转轮圣王能统一全部印度，而且，能让人民大众过上太平的日子。反之，国家分裂、小国争雄、关卡林立，这对商人发展事业无疑是极大的障碍。商路上盗匪横行、野兽出没，加之婆罗门恣意刁难，商人也只好结伴而行。因此，商人都希望借助佛光普照，企盼能有一个威德的国王去保证商路的安全通畅。
    关于“业报轮回”思想，古代印度人认为，行动是因，有因必果；因有善恶，果有好环。佛教最基本的教义之一，“十二因缘”的核心就是体现这种思想。婆罗门教顽固守旧势力，坚持种姓制度，很有“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繁露·对策三》）的味道；佛教用业报轮回去说明种姓是可以改变的，农民和商人都高兴听这一说教，自然他们都非常容易接受这一神学思想。早期佛教时代，思想中共有两大体系：一个是婆罗门思想体系，一个是沙门思想体系，前者顽固守旧，主张一切不变；后者革新进步，主张一切皆变。前者根源在雅利安人之中，后者一方面与印度河流域原始文化有关，另一方面又与恒河流域原始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总起来看，沙门思想体系是反对婆罗门的，这就给商人与佛教间同沙门思想体系的沟通，提供了共同语言。
    综上所述，古代印度商人阶级的兴起，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宗教，特别是佛教对商人影响最甚，相互关系也最为密切。商人与佛教尽管是不同范畴的两个词语，但是，在很多方面他们是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和思想基础；同时，在古代多民族融合体中，也是他们在经商传教过程中，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古老文化思想传播到南亚次大陆和以外的广大地区，使古代文明得以在人类的故乡之一，放射出夺目的光彩。这对上古以后的印度乃至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飞跃，无疑是一个促进，也是跨越国际区域的历史功劳。
    收稿日期：1994-04-23
    注释：
    ①D·P·亚格拉瓦尔等：《从中石器时期到铁器时代的印度史前年代》，《人类进化杂志》1978年第1期，第41页。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2页。
    ③《乔达摩法论》，转引自刘家和《世界上古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页。
    ④《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4。以下凡引《大正新修大藏经》均不注出。
    ⑤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