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关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状况、流派及趋向等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果。①毫无疑问，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使历史科学在本世纪获得了重要进展。因此，我们认为，对俄国及前苏联的社会史研究也不应忽视。社会史研究曾是俄国传统史学及前苏联历史科学的重要方面，尽管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少坎坷，但所取得的经验和成就还是主要的，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当然，对俄国社会史研究的传统及其在当代的发展作总体性的论述，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一篇论文里难以囊括。为此，本文仅从几个方面作些尝试性的分析。
    一
    波兰历史学家哲塞·托波尔斯基认为，“社会史研究发展迅速是苏联史学的特点”，其原因之一就是具有“19世纪的丰富传统”。②这就是说，俄国社会史研究在19世纪已经开始，并在资产阶级史学中占有一定位置，进而形成了俄国历史学的特点及传统。因此，有必要对19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史研究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作一探讨。
    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开始从封建农奴制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经济、文化等领域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俄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也逐步发展起来。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是俄国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发起人C·M·索洛维约夫（1820～1879年）。他从1851年起逐年出版了29卷本的《远古以来的俄国史》。在这部著作中，他把“国家生存思想”作为寻求俄国历史过程一般规律的出发点，认为俄国的历史是从宗族关系向国家关系逐渐的和合乎规律的过渡，强调君主制国家存在的合理性。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反映了这一时代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对后来俄国资产阶级历史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索洛维约夫在其研究中，“把大量新的、原始的并经过认真校正的史实引进历史科学”③，充分利用了过去以及当代所能见到的资料及档案，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由于他在著作中始终坚持“国家生存思想”而被认为是国家学派的代表。从索洛维约夫史学研究的内容、理论与方法，我们不难看到它与兰克实证主义史学在许多方面颇为相似。这说明当时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对俄国也产生了影响。实际上，在彼得一世时代从西方引进科学与文化的过程中，俄国就开始与西方在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等领域建立了联系，而在历史学领域，这种联系也在不断扩展。19世纪下半叶，在俄国研究英、法历史几成风尚，我们仅从卢奇兹基和彼得鲁舍夫斯基等著名的俄国史学家写出的有关英、法等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宗教方面的著作就可以证实这一点。确实，以兰克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在19世纪下半叶曾以其在历史科学发展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在西方史学中居于主导地位。兰克学派要求对史料作严谨的考订，在尽量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如实地再现历史。但是，由于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历史上的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这样，在此之外的人类生活极其丰富的层面则往往被排除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
    然而，19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使俄国资产阶级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某些新的趋向。这一时期的俄国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经济发展时期。但是由于农奴制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在各方面又力图保护原来农奴主的利益，这样就构成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农奴制残余继续存在这一19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种明显的东方社会结构的特点，在俄国又导致了如下诸种矛盾：农民仍不得不以高昂的货币地租和“工役”租种地主的土地，继续受着地主的奴役，而无产阶级从其形成时起就已开始了贫困化过程，这就造成了工人运动和农民骚动在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此起彼伏；不甘忍受贫困生活的农民，成群结队地踏上去西伯利亚的移民之路，并酿成了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由于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使其版图不断变化，民族的划分与归属日益复杂，民族间的矛盾不断爆发。如此种种正如恩格斯所说：俄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最后波及的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强烈得多。在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下，俄国的思想界也异常活跃，各派的思想家、理论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提出了各种改变俄国现状、消弭社会矛盾的理论与方法。历史学家们则对形成各种矛盾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和分析，而这种分析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结构、劳动者的经济行为、日常生活方式等等社会史方面的研究来进行的。这样，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传统史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向，就是对兰克学派所不屑一顾的普通人的历史也给以相当的重视。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振荡时，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观念、理论与方法表现出其固有的局限性。它不仅难以解释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更难以揭示导致这些变化的深层的、复杂的社会原因，于是传统史学的危机在所难免。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诞生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无疑是历史学全面、系统、深入地探索人类发展过程的开端，而俄国的社会史研究则在某种程度上与20世纪社会史发展的趋向相锲合，并作为一种传统对后来苏联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最初采用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学者中，索洛维约夫的学生B·O·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年）颇具有代表意义。作为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主要人物，克柳切夫斯基以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卓越贡献被誉为19世纪最负盛名的俄国历史学家。由于他在研究中尝试采用了社会史的研究模式与方法并取得了成功，从而获得了超出其前辈的成就。他在《俄国历史教程》、《古罗斯贵族杜马》以及其他有关农奴制、社会等级、财政史等方面的著作中，以其独特的方法表现了社会史研究的魅力。尽管在这些尝试和探索中还存在着不少欠缺和错误，但正如英国当代历史学家乔治·皮·古奇在其著名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中所说的：“老一辈的历史家们被克柳切夫斯基代替了，他是俄国最大的历史家，……他不想在详述政治和战争方面同他的老师索洛维约夫较量短长，……他擅长于叙述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生活。”④克柳切夫斯基的成就为俄国社会史研究的传统奠定了基础，在俄国传统史学的连续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与此同时，一部分作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的历史学家，也逐步重视对社会史的研究，其成果引人注目。例如历史学家H·B·卢奇兹基，他的研究重点是法国中世纪史和近代史。他在一系列有关16世纪法国宗教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前夕农民史方面的著作中，通过教会的变化以及农民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和心态的比较分析，从不同方面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原因。彼得堡科学院院士M·Д·布尔加科夫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宗教史研究的重要人物，他在12卷本的《俄国教会史》中，从教会的历史构成、经济形态、东正教教义与大众的心理认知、教士与群众的关系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是教会方面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还有一些史学家经历了沙俄与苏联两个时代，作为两个时代的科学院院士，他们的学术活动并未间断，从而使社会史研究的传统得以保持和发扬。例如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社会经济学派的代表Д·M·彼得鲁舍夫斯基对中世纪英国社会史、工商业发展史和宗教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E·A·科斯明斯基对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其原因和过程作了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此外，C·B·马克西莫夫在《西伯利亚与苦役》（圣彼得堡，1891年版）一书中对18～19世纪流放犯的研究；基里亚科夫在《西伯利亚移民运动史纲》（莫斯科1902年版）一书中对移民的研究；雅德林采夫《西伯利亚殖民地（对其地理、经济、历史方面的论述）》（圣彼得堡1892年版）一书对西伯利亚社会史的整体性研究；H·Ⅱ·巴尔苏科夫对俄国教会史的研究；A·H·波波夫对宗教邪说史的研究，以及其他众多的在民族、村社、人口、家庭、流放犯等方面的社会史研究，构成了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俄国史学研究的特点。恩格斯在谈及这一时期俄国在人文科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时曾指出，俄国“在纯粹理论领域里也出现过一种批判思想和奋不顾身的探讨，这是无愧于产生过杜勃罗柳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族的”。他评价道，俄国的历史和批评的学派“比德国和法国官方历史科学界在这方面所创建的一切都要高明得多”。⑤由此可见，俄国的社会史研究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又由于它与现实的紧密联系，而又具有了积极的社会意义。例如19世纪俄国学者对村社的社会史研究，就很有价值。村社曾对近代俄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构成俄国东方社会特征的重要内容，自然引起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关注。在这方面的研究中，社会史的模式和方法被广泛采用。值得提到的是，这一时期官方出版的各种统计资料、情况调查和研究报告为学者们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可以说这也是19世纪俄国社会史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是极为丰富的，据统计，有关俄国村社的书籍和文章在十月革命前已达三千多种。其中包括乡村居民福利进展问题的资料、离婚和失效婚姻的资料、横死者与猝死者的资料、刑事案犯的资料等等。研究的领域包括土地使用制、村社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农民以何种方式划分土地、分摊赋税、裁决、监督、家庭生活、村社管理、征兵以及地主和地方当局在村社生活中的作用等等。对村社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很有代表意义。譬如学者们通过村社内部农民在物质文化和风俗习惯中行为规范的一致性，通过村社农民在思想、政治、宗教和职业选择方面的单一性，通过村社内部的统一和团结等等来说明俄国村社长期存在并相对稳固的社会历史原因。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