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世纪60～80年代是苏联社会史研究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时期。1956年苏共20大对个人迷信的批判使历史学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原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解释，对资产阶级史学和近现代西方史学全盘否定的错误作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纠正。历史学家在社会史的研究中尝试采用了系统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和心理分析方法等等。这一时期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研究，对俄国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对民族问题的研究等等都有了迅速发展。不仅如此，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也在不断开辟，如社区史、城市史、人口史、教会史、工厂史等等，构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新社会史研究发展趋势。种种迹象表明，苏联史学与战前相比，同西方史学一样，出现了明显的转折。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15）由于这一时期学术的繁荣，所产生的成果也就难以计数，我们只能略举一二。P·и·顺科夫等编写的《俄国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A·Y·古列维奇著《西欧封建制度起源诸问题》等等可以说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社会史的力作。而A·п奥克拉德尼科夫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民俗学、考古学和人类文化学的方法所主持编写的规模庞大的五卷本《西伯利亚史》在苏联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中更具代表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苏联学者指出了历史学与社会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意义，并系统地提出了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模式。苏联历史学家В·H·米罗诺夫于1984年出版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一书。在该书中，作者系统地分析了历史学与社会学各自研究的领域、方法及功能，并强调指出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意义。这就使具有丰富传统的苏联社会史研究，在当代科学整体化与跨学科研究的总趋势下，在西方年鉴派和新社会史蓬勃发展的同时，显示出其独具的价值和特点。他说：“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技术、程序、分析、概念、观念和专门理论，其任务不仅是要拓广历史观的视野，而且是要在一般方法论、方法和概念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长期合作，使对于这种或那种性质的问题的不同观点实现一体化，系统地交换两门科学所积累的经验和科学成果，并非偶然地借用成果与方法，而是在保持专业独立的条件下互利的合作与一体化--这就是我们对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的理解。”（16）在这里，米罗诺夫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一体化的社会史建构思想与霍布斯鲍姆的“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历史来研究”的观点是有一定联系的，其目标都是要建立一个总体的“社会的历史”。从米罗诺夫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实践来看，社会史研究已经逐步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并表现出其研究历史的积极功能。例如米罗诺夫的《俄国农民的传统人口行为》、《农奴制对俄国农民劳动态度的影响》、《关于俄国农民的社会心理特点问题》等著作；M·M·葛罗米柯的《论社会历史学的若干任务》、《关于18世纪西伯利亚商人的社会心理学特征》、В·Φ·波尔什涅夫的《论人类历史的开端：古代心理问题》、《社会心理学与历史学》；B·я·普罗普的《民俗与实际》、《俄国的农业节日：历史民族学研究的尝试》等等。
    马克·布洛克曾指出，历史学如果不能提供“合理的分类和不断提高的理解力以取代简单的、杂乱的，而且实际上是无限的堆砌物的话，便没有权力在严肃的知识形态中争得一席地位。”（17）他的这一说法表明了历史学这一古老的人文学科在自然科学迅速发展，人类知识空前增长的当代所受到的严峻挑战，而社会史研究无疑给传统历史学带来了活力与生机。我们可以通过学者们研究实践的个案分析，对社会史研究的程序与方法作简要考察。米罗诺夫在研究19世纪俄国农民的经济行为时指出：经济行为--这是生产者经济活动的一种系统，表现出经营活动的目的及其实现方式。在这里米罗诺夫将农民经济行为系统看作是内外动机的反映。他认为，从内在动机看，农民的经济行为可视为其经济目的与对劳动、财富和所有制的态度的现实化，其世界观、价值体系以及由其文化与智力发展水平产生的观念的表现。从外在动机看，农民的经济行为可视为村社、地主、国家和自然环境对农民的要求的实现。既然19世纪俄国农民的一生几乎全在村社范围内度过，那么与此相适应，就要在村社之内研究其经济行为，同时要考虑到，尽管农民的村社是孤立隔绝的，但同外部的联系，首先是同城市和市场的联系，对它来说仍是极其重要的。研究客体--农民的经济行为--的上述特征，可以从中区分出一系列方面，并将之联系成为一个有利于进一步分析的确定系统。这些方面是：1.农民对劳动的态度；2.农民对财产的态度；3.农民对新事物的态度；4.农民的文化与智力发展；5.村社与农民经济行为的关系；6.地主和国家与农民经济行为的关系；7.教会和农民的宗教观念与农民经济行为的关系；8.自然环境（气候、土壤的天然肥力、土地和林木的数量）与农民经济行为的关系；9.城市和市场与农民经济行为的关系；10.19世纪俄国的农业状况。米罗诺夫指出，由于“研究客体被区分出的所有方面形成一个逻辑链条：所有因素造成了一定的经济行为类型，这一类型现实化为具体经济结果，最终现实化为农业状况。这样，经济行为最初是作为全部条件和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占优势）发生作用的结果，然后又成为农业状况的原因。”这里。米罗诺夫社会史研究的逻辑方法给了我们极大启示。同时，他强调指出，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必要的环节，它将农业发展的诸因素与农业状况联系为一个统一的因果链条。不考虑到这种状况，农业中的经济进展看起来就似乎是不顾直接生产者这些真正创造者的意志、愿望和参与而自动发生的。（18）在这里米罗诺夫的方法有许多地方与当代英国马思主义史学家的方法是不谋而合的。我们从多布的《资本主义的发展》、E·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E·霍布斯鲍姆的《农民与早期起义者》等著作中不难看到这一点。霍布斯鲍姆这样说过，应把社会看成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作用的过程，而社会的发展应是丰富多彩的普通群众的生活及其思想演变的辩证过程。可以认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些方面对社会史内涵的共同理解，是当代社会史作为一门极富生命力的学科建构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当然，这一时期苏联的社会史研究，在研究方法、理论与内容上仍不同程度的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如科瓦利琴柯院士所说“史学研究状况不能满足当前的要求，……许多历史事件被教条主义解释和评价束缚着不能更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