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曾以“浮士德”与“海仑”的“愉快而和谐”的结合，表达了这样一种美好的理想：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联姻，理性精神与信仰精神统一，美与崇高结合。然而对这个理想之能否实现，实现后能否长期维继，似乎连他本人都预感到希望渺茫。所以，他苦心经营出来的“欧福良”--浮士德与海仑所生之子--最终竟不可挽回地夭折了。紧接着，海仑飘然而逝，浮士德到头来也在“靡菲斯特”的使者们的掘墓声中倒地身亡了①。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也是歌德关于西方文化历史走向的一个沉重的预言。
    事实确实如此，浪漫主义的“狂飙”刚刚吹过，一股更为强劲的飓风--否定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反叛理性精神和信仰精神、摧毁美与崇高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思潮--接踵而至，给西方传统文化艺术带来了灭顶之灾。从此，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劫难”与痛苦“涅槃”，在整个现代西方世界中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那么，为什么现代主义思潮必然会在西方崛起并骤成汪洋恣肆，其文化历史根源何在？
    对此，我提出这样一种假说，它主要包括这样几层意思：以“荒诞”为中心范畴的现代主义思潮崛起的直接根源，是对世界、历史、人生的普遍而强烈的“荒诞感”的体验；这种“荒诞感”的产生又根源对世界、历史、人生的价值意义的“虚无感”的认识。而这种“虚无感”的产生又根源于作为价值意义的最后根据的“上帝”，和作为价值意义的直接载体的“人”这不可挽回的“死”；而“上帝之死”的根源就在于以希腊文明为源头的理性精神的蒙难和以希伯来文明为源头的信仰精神的坍塌，“人之死”的根源在于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中的人的普遍失落与异化。
    让我们来逐层剥解这个异常复杂而又兴味盎然的问题吧。
    一、上帝之死
    万能的上帝创造了一切，最终却死在了自己的造物手中。这，也许也是一种宿命。
    （一）理性的蒙难
    上帝首先是全知全能的理性的化身，上帝之死首先在于理性的蒙难。
    理性的蒙难，是在劫难逃的宿命。因为，理性蒙难的根源不在别的，正在于理性自身。正是西方两千多年“理性崇拜”的历史，最终导致了对理性的普遍失望、普遍怀疑和普遍反叛。
    1.悠久的“理性崇拜”传统
    大家知道，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手中始终高举着一面鲜艳的旗帜：“崇尚理性”。从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开始，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了凭借理性探寻世界万物的“始基”或形而上的“存在”的本体论哲学。而柏拉图探寻现象世界背后的永恒本体的“理式论”，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工具论》中对逻辑的研究，则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方面开创了雄霸西方两千多年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
    在中世纪黑暗的千年王国中，虽然曾经产生过德尔图良式的“信仰骑士”，但象厄里根纳、阿伯拉尔等大神学家却都强调理性独立于神启之外且高于神启。而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神学家”们，更企图以理性的方式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借以编织自己严密系统的神学体系。
    而文艺复兴时期所谓“回到古希腊”的呼声，众所周知，其实质就是要重新扛起古希腊“崇尚理性”的大旗，以人反对神，以理性反对迷信，以实用科学反对宗教神学。文艺复兴为伟大的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准备了条件。
    理性主义自不必说。而“启蒙”的前提就是理性的觉醒，“启蒙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在哲学上确立理性的无上权威。诚然，在十七--十八世纪中，以培根、贝克莱、休谟为代表的“英国归纳主义经验派”，与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沃尔夫为代表的“大陆演绎主义唯理派”之间，虽然发生过一场规模空前的跨世纪的的论争，但他们论争的焦点只不过是知识究竟是源于“感觉经验”，还是源于“天赋观念”，在崇拜理性这一点上却完全一致。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西方哲学进入了一个总结阶段。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思辨哲学，把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推向了顶峰。尤其是黑格尔那包罗万象而又精致堂皇的哲学大厦，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勿庸赘言，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理性崇拜”曾经拥有一段多么辉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