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几近两千年过去了，人们惊恐地发现：上帝的承诺似乎只是一张永无兑期的空头支票，因为人世间的一切邪恶与罪过依然如故，现实人生的苦海依然无边；而上帝的惩罚似乎也只对虔敬的信徒构成威慑，对所有恶人的孽迹却鞭长莫及、束手无策。不仅如此，而且恶人往往比善者多福多寿，好人却一生灾难坎坷！爱总是恨的牺牲品，善却成了恶的墓志铭……
    “上帝死了！”尼采终于忍不住了，宣布了上帝的死讯，“信仰骑士”破产了。
    就这样，阿波罗的光辉消失了，耶和华的神殿坍塌了，人，双重地失落了。
    （二）人的异化：“你是谁？谁又是我？”
    如果说我们前面的分析还主要停留在思辨层次上，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则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血淋淋的现实。
    马克思·韦伯指出，西方近代史的主要过程，就是将人类生活不断地理性化的过程。资本主义本身就是社会高度理性化的产物。它一方面提供了科学的生产秩序、畅通的流通渠道和合理的消费体系，造就了人类空前优裕的物质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又残酷地摧毁着人类丰富的内心世界，吞噬着人类一切属人的本质属性，使人异化成为非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使单个人与社会、与他人产生了内在的深刻的矛盾，从而悖离了自己的社会群体本质，成为一种孤立的、毫无意义的存在物。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大量相互敌对的社会利益集团和各自孤立的个人，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他们彼此剑拔弩张、弱肉强食。世界犹如一个阴森、死寂的巨大的“荒原”⑥；每个人都仿佛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人与人之间可以隔膜到夫妻好比陌路⑦；可以对立到“他人，就是地狱！”⑧人人都只能象“犀牛”⑨般地生活在这个严酷而冷漠的世界中。
    二是使人的生活完全机器化、外在化，从而悖离了自己的自由个性本质，“物化”成“物”。高度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总是最大限度地把人置于一种强制性的社会结构和无数社会规范之中，把人变成庞大的社会大机器中一个完全合格的、可有可无的“零件”。每个人都只能以一种“社会功能”而存在，作为自己的影子而存在。人和人的生活不再是充满生命灵光的诗，而成了干瘪枯燥的应用文。同时，过分繁荣的物质文明和过分优裕的物质生活使人的生活完全外在化，他们竞相追逐一切可能追逐的东西，而宁愿让自己的心灵世界成为一片荒漠。“权力”、“股票”、“别墅”、“小汽车”……充斥了人们的整个头脑，吞没了他们内在精神中一切人之为人的需要，使他们的眼光死死盯着外在的“物”，而忘却了“人”本身，成了不再有心的“稻草人”、“机器人”，甚至自己的“局外人”⑩。
    “人死了！”尼采福柯终于凄厉地惊呼道。
    三、虚无的胜利与荒诞的产生
    “上帝死了”、“人死了”，这两句话说起来是那样轻松，可我们掂量过它们真正的份量吗？
    （一）虚无的胜利：“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何处去？”
    上帝不能拯救我们，我们当然有权宣判他的死刑。然而，上帝的死讯是否就等于我们获救的福音？上帝死了，但苦难的深渊依旧，我们又如何能将苦海之水吸干？上帝死了，世界的第一支点和推动力没有了，我们生存的星球会不会坠落？上帝死了，前方的地平线和航标被抹去了，我们生命的小舟又将驶向何处？上帝死了，照耀我们旅途的星辰已经隐去，当我们穿过无边的黑暗时，我们的灵魂会不会迷路……这一切的一切真是太可怕了！因此，在《快乐的知识》中还很快乐的尼采，在《权力意志》中却沉重地预言：“虚无主义的胜利”将构成“未来两个世纪的历史！”
    是的，上帝死了，人也死了，价值意义的最后根据和直接载体都已不复存在，剩下的除了无边的“虚无”还能有什么呢？上帝死了，理性和与理性相关的一切都成了虚无，原来如此熟悉的世界如今是那样地陌生：它不再明朗、不再可知、不再具有井井有条的法则秩序，它是那样地动荡不安、神秘莫测、不可理喻；上帝死了，信仰和与信仰有关的一切也都成了虚无，原来如此神圣的历史和人生如今却是那样渺小卑微，毫无意义……上帝死了，一切都失去了判断的依据，一切都不再泾渭分明，一切都无可而无不可。这种无根的自由使所有西方人惶惑不安、无所适从。理性的蒙难，使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了温馨的家园；信仰的坍塌，使他们在彼岸世界里失去了灵魂的归依。他们只好撑一叶孤舟，在无边的虚无中四处漂泊……
    尼采在《查拉图斯物拉如是说》中写道：
    我处处找不到家；我漂流于所有城市，我走过所有城门。现代人于我是陌生人……我从父母之邦被放逐。
    何处是--我的家？我叩问，我寻觅，寻觅而不得。啊，永恒的苍茫！啊，永恒的空漠！啊，永恒的空漠！啊，永恒--虚无！
    （二）荒诞的产生
    自信的西方人忙乎了两千多年后得到的却是过于严酷的嘲弄：他们殚思竭虑去追求理性的社会，到头来却被这太理性的社会一个个抛了出去，成了真正无家可归的精神流浪汉。他们绞尽脑汁去创造物质文明，到头来这太过丰裕的物质文明却反过来使他们成了物的奴隶；他们以可知的信念辛辛苦苦地为世界立法，到头却发现这个世界原来是如此变幻无端，不可理喻、他们以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对待世界、历史和人生，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意义，甚至滑稽可笑。上帝生前，他们认定上帝是万恶之源因而咬牙切齿要杀死他；上帝死后，他们又惧怕虚无的深渊因而重新迫不及待地涌入教堂高唱“我主耶和华，您为至大！”他们抓破头皮要求自由，但当他们接过自由后却又感到无根的自由令人无所适从因而又避之唯恐不及……这一切的一切简直都令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多么荒谬的生存境遇！荒谬的生存境遇终于使现代西方人产生一种强烈的荒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