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国道家圣贤早就警告过：“反者道之动”。理性的无限膨胀终于为自己掘下了坟墓，过分悠久和过分辉煌的理性崇拜的历史，终于导致了对理性的普遍怀疑和反叛。
    2.对理性的怀疑与反叛
    早在古希腊，就兴起过以皮浪为代表的“怀疑主义”潜流，但它始终未曾动摇理性的无上权威。直到十五世纪，正如文化哲学家胡尔夫所说，西方人都还“毫不怀疑理性的力量可以把捉外界的实在，可以在相当限度内认识一切事物。”
    可是，十七--十八世纪那场跨世纪的“同室操戈”，毕竟还是使理性主义哲学大伤元气。交战双方相互揭短、相互攻讦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英国经验派以休谟为代表，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大陆唯理派以莱布尼兹为代表，则陷入了同样不可自拔的“独断论”和“机械的形而上学”。
    就在这时候，“哲学巨人”--康德出现了。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康德明确宣布：“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为批判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逃避这批判……因为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博得理性的尊敬。”
    康德不但把这种“批判”、“审视”的目光指向了躲在神圣背后的宗教和躲在尊严背后的法律，而且还把它转向了理性自身。在这本关于认识论的巨著中，康德首先追问的不是“何为先天综合判断”，而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里的“先天综合判断”，按李泽厚先生的理解，就是“具有普遍必然的客观有效性的真理”。②这就是说，在康德看来，在追问真理为何物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追问的问题是：我们的理性是否具备，以及在何种范围与何种程度上具备认识真理的能力？接下去，康德一刀把世界劈为两半儿：“现象界”和“物自体”。并把理性牢牢拘限在“现象界”，禁止它越入不可知的“物自体”。在此基础上，康德提出了他深刻的“二律背反”的思想，并把经不起“纯粹理性”检验的“上帝”、“自由意志”、“灵魂不朽”等，统统逐出了他的认识论。
    康德之后，费希特以他的“自我”、谢林以他的“同一”、黑格尔以他的“绝对理念”，都企图“吃掉”康德这种竟然不能被人的理性所认识因而让人无法忍受的“物自体”。尤其是黑格尔，不但把全部精神世界，而且把全部物质世界、人、历史等，统统硬塞进了他那“绝对理念”的思辨运转的奇妙的哲学圆圈之中。正当西方人全部陶醉在黑格尔体系的富丽堂皇和精巧完美的时候，有个年轻人却跳出来阴沉沉地说：别高兴得太早了！世界的本质绝不是表征人的理性的“绝对理念”，而是一种永不满足的“生命意志”。这种永不满足的“生命意志”把我们每个人都推上了旋转着的火轮上忍受永恒的熬煎！他，就是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同事，自称是康德哲学的忠实传人的叔本华。叔本华的一生是充满悲剧和喜剧色彩的。当他年少轻狂，迫切需要名誉和地位的时候，《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却被当作痴人呓语而备受讥讽；时间仅过了数十载，当他不再年轻、不再需要理解与崇拜而只对世界和人类充满绝望和仇恨的时候，西方人却开始狂热地崇拜起叔本华来，叔本华思想以及他所代表的哲学方向--怀疑理性、限制理性和反叛理性的方向--在西方现代世界中大获全胜！这股非理性主义思潮是如此强烈，以致于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怀特在《分析的时代》中指出：“几乎二十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复杂而声名赫赫的十九世纪德国教授（指黑格尔--笔者注）的观点开始的。”
    3.理性蒙难的必然性
    非理性思潮的崛起和理性的蒙难并非偶然，它是过分悠久和过分辉煌的“理性崇拜”历史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西方理性主义哲学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基本假设基础上的：第一，纷繁复杂、变化莫测的现象世界背后有一个简单纯粹、按人的理性法则运动变化的“终极本质”；第二，人的理性力量是无限的，它最终能彻底认识这个“终极本质”，抵达“绝对真理”的彼岸。很显然，这两个基本假设背后真真实实地掩藏着人类狂妄自大的“理性崇拜”意识。
    人类的理性力量是否真的象人类所期望的那样无边无际、全知全能呢？看来有些令人沮丧。第一，世界并非万物在空间中的总和，而是一切事实在时间中变化的过程③。换句话说，现象世界背后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纯粹、万古不变的绝对的“终极本质”（Being），而是一个不断变化、永远开放的“生成过程”（Becoming）。这无异于说，用人类的理性去追赶世界的本质，永远只能是重复“夸父追日”的悲剧神话。第二，即使这世界背后真有一个所谓的“终极本质”，是否人类的理性力量就能认识它、抵达“绝对真理”的彼岸呢？太难说！首先，人的理性凭借的逻辑的力量，认识的可能建立在逻辑的普遍必然的客观有效性。可是，世界万物的发展变化是否有义务必然遵循人类设定的逻辑规律呢？谁也不知道。当然，人们尽可以象康德那样为世界“普遍立法”，可是，这个该死的世界是否知道，或者知道了是否就愿意无条件地服从我们为它所立之“法”呢？谁也无法保证。其次，人类理性所凭借的认识工具归根结蒂不外乎两种：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可它们能否保证认识的“普遍必然的客观有效性”呢？也不能。大家知道，归纳逻辑要受其归纳对象的代表性和数量多少的限制，归纳推理是一种“或然推理”，因此，它不能保证认识的“普遍必然性”；演绎逻辑虽然具有“普遍必然性”，但它最终必须依赖于所谓大前提的“自明性”，这种经常被冠以“公理”、“天赋观念”的“自明的”大前提，看上去是不证自明的，而事实上却是逻辑自身无法证明的（即使在号称“科学之母”的数学中，这种“公理”也比比皆是，如平面几何学中“两点之间以直线距离为最短”）。我们之所以能接受它，并不是因为我们能确证它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我们确信它是正确的。换句话说，演绎逻辑最终是建立在人的某种信仰基础上的，因此，它无法保证认识的“客观有效性”。也正因为如此，休谟最终必然陷入不可自拔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而莱布尼兹、黑格尔必然会陷入“独断论”和“机构的形而上学”。再其次，人永远无法直接面对客观世界，因此，人类借以认识世界的工具的局限性，就必然成为人类认识的局限性。
    所以，所谓“终极本质”、所谓“绝对真理”，都不过是美丽的空中楼阁，统统应该象胡塞尔所说的那样高高地“悬搁”起来，“存而不论”；或者象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对它们免开尊口，“保持缄默”；到了波普尔那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去“证伪”了。
    于是，作为全知全能的无限理性的化身的上帝之死，就是不可挽回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