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述19世纪俄国社会史研究时，我们认为恩·弗列罗夫斯基及其著名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不应忽略的。弗列罗夫斯基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他在流放时所写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于1869年出版。该书描述了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是对农奴“解放”后的俄国经济状况作真实描绘的最初尝试。作者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以亲身经历搜集的大量社会调查材料、官方的统计资料对这一时期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精神状态、道德观念、村社生活、妇女与家庭等方面进行了整体研究。该书以独特的研究方法，表明从社会底层着手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对揭示社会矛盾探索历史规律是很有意义的，是研究19世纪东方社会历史的重要著作。19世纪60年代，一些俄国经济学家用劳动群众的懒惰和酗酒来说明他们贫困与失望的原因，弗列罗夫斯基反对这类言论。在该书中他把最具代表性的36个省分成两组，一组是酒喝得最多的，另一组是酒喝得少一些的，并通过各省中每个居民摊到缴纳的消费税、人口死亡率和人口出生率等数字的比较，得出结论认为，“那些酒喝得多的省份的状况更为好一些，酗酒对人民福利状况的影响比起土地地主所有制的影响来是微不足道的。”⑦在《工业省份和文明欧洲的劳动者的道德精神状态》一章中，作者统计了各省妇女超过男人的百分比、私生子的百分比，并将这些数字与各省驻军人数相比较。最后把这些与妇女的生活状况、卖淫现象联系起来，指出：“妇女的道德更多的取决于她们的境况，较少地取决于她们在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准则、她们的意志力、甚至她们的文明程度。”⑧从而揭示出当时妇女的道德行为和私生子问题，是由于贫穷和饥饿造成的，其根源在于俄国社会。该书问世后，在俄国和欧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成为马克思学习俄语的直接动因。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该书“是第一部说出俄国经济状况真相的著作”，其“阐述方法完全是独具一格的”，“无论如何，这是继你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著作问世后的最重要的一本书。”⑨马克思认为作者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勤劳无畏的劳动者，公正的批评家，……为俄国争得了真正的荣誉。”⑩列宁在1899年发表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也曾援引了弗列罗夫斯基书中的材料。因此，尽管该书并不完全是一部社会史研究的专著，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俄国社会史研究的特点。
    以上论述虽不可能全面、完整，但大体情况还是可见一斑的。当然，对于19世纪俄国资产阶级史学及其社会史研究，我们还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客观的分析与批判。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史学家，其中许多人是沙皇时代彼得堡科学院的院士，有的是斯拉夫学派的代表，有些属于民粹派。尽管受立场和观点的限制，但他们对俄国社会的发展以及日益激化的各种矛盾仍十分关注。从其研究成果不难看出，他们或者通过自下而上的对俄国社会各阶层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试图找到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或者是把目光投向西方，通过比较研究，希望在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历史变革与发展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总之，尽管许多学者对俄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形态、生产方式，对劳动群众的生活、行为、思想等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他们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使劳动者获得解放，使俄国社会矛盾得到彻底解决的根本出路。当普列汉诺夫和波克罗夫斯基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俄国历史与现实进行解释与研究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俄国出现了，尽管它尚呈萌芽状态，却也表现了极大的生命力。列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俄国的社会与历史进行深入研究。随着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广泛传播，社会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
    十月革命以后，面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它在科学、文化、技术等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并且这种差距直接关系到苏维埃国家能否最终战胜西方帝国主义。他曾多次指出，俄国这个东方人口众多的国家在文明程度上的落后和文化素质方面的低下。他说：“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11）因此，列宁反复强调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文化和国民教育事业。面对资产阶级留下的文化遗产，列宁正确地指出了人类文化的承续性。他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2）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布尔什维克党在发展科学、文化的总体规划中，对历史科学的发展也予以足够的重视。从中央到地方的历史科研机构及教学单位逐步建立和健全，对旧俄时代的历史学家也给以适当安排，并允许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意见。这些对于苏联社会史研究发展的连续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科学的社会史研究本身就有着内在的联系，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的出发点。所以，托波尔斯基指出：“苏联史学研究在两个重要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由于格外重视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以及阶级斗争和革命的问题，从而把研究中心转到社会结构上；2.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把注意力集中到人类社会连续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和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过渡的途径上。关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形成以及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和讨论证明是极其有益的。”（13）苏联社会史研究之所以在20世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种影响看来是其重要原因。
    但是像整个社会科学一样，社会史研究在苏联的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苏维埃国家建立之初，布尔什维克党为保卫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同国内的资产阶级势力和外国武装干涉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这样极其复杂的形势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列宁逝世以后，随着机械唯物论与形而上学的不断发展，阶级斗争理论得到进一步强化。实际上，在2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就已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并把这种批判当作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尽管20年代苏联的历史科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总的趋势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逐步演变为机械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30年代以后，随着斯大林个人迷信的逐步加强，整个人文科学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摧残。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解释，反映在历史研究中则是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而对人们在历史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研究却加以限制。我们从当时社会学所遭到的厄运，可以看到社会史研究也受到影响的原因。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Г·奥西波夫回顾说：“十月革命后，即使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1918～1926年），所出版的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在人文科学著作中数量也居前列。但是，30年代，社会学的发展被人为地中断了，把社会学宣布为同马克思主义不仅不相容，而且是与之为敌的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这一知识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事实上被停止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是由于它认识和把握社会现实的原则、理论与方法，同个人独裁、同管理社会与社会过程时的唯意志论及主观主义格格不入。科学的社会学和社会辩护学截然不同。”（14）同样，社会史研究也受到种种限制，因为社会史研究往往是以深刻而直接的方式，揭示人类历史的客观过程，这就不可能不触及到为制造个人崇拜而抹煞历史真实的问题，所以社会史研究同社会学一样经历了坎坷的道路是不言而喻的。曾在20年代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代表的波克罗夫斯基由于其“庸俗的社会学观点”和“资产阶级主观主义”受到批判，并且被指责为“以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本国历史的叙述”，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对历史科学的取消主义。这场批判与斗争最后发展成为异己者的大清洗，不少杰出的历史学家也同时遭到厄运。反思这一过程，我们不难看出，科学的社会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与个人迷信是格格不入的，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整体研究，与片面强调个人在历史上的活动与作用是完全对立的。在这一时期，苏联的历史学界不仅对传统的史学遗产只讲批判不讲继承，同时对西方史学也采取了封闭与融绝的作法。这就使苏联的历史科学在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理论的控制下，在封闭的系统中逐步走向僵化。
    当然，在这一时期苏联社会史研究的某些方面还是有所成就的。例如在工人运动史、农民战争史、少数民族史、区域史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C·B·巴赫鲁申对西伯利亚、中亚以及整个东方社会史的研究、K·B·巴济列维奇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都很有代表意义。同时，世界通史的完整体系也在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