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进入七八十年代，“中体西用”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就是以早期维新思想家为代表的文化主张。早期维新思想家最初虽然也从属于洋务派群体，但他们是洋务自强运动的“言者”，而不是“行者”，故而所论较为放达，也少有拘束。他们也认为“中国教化最好，民物最殷”〔12〕，主张在学西方时，“不必尽改旧章，专行西法”〔13〕，而须“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14〕，也就是郑观应明确主张的：“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5〕。但是，早期维新派还是与洋务派官僚有分歧的，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体”（或“本”）与“用”（或“末”）的内涵与外延不同，较之于洋务派官僚更进了一步。
    在洋务派官僚看来，能够学的“西学”只有军事、工业、科技，至于政治制度、文物教化是绝对不能学的。而早期的维新思想家主张学习的“西学”是相当广泛的，不但包括了西方的军事、工业、科技、教育等，更包括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君主立宪。郑观应对此有准确的解释，这就是他在《盛世危言自序》中引用张树声一的段话，他说：
    “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至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16〕
    郑观应主张，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教育诸方面学习西方。他认为，“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脊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收，保商务，使物畅其流。”〔17〕这基本上反映了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用”的看法。由此可见，早期缴新思想家对“西用”规范与外延已经较洋务派官僚大大扩张了。
    那么，早期维新派所主张的“本”、“道”、“体”是什么呢？这就是孔孟儒学所代表的“纲常名教”。郑观应说：“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所变者，富强之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18〕王韬说：“孔孟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所以，“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19〕陈炽也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修道之谓教，自黄帝孔子而以至于今，未尝废也，是天人之极致，性命之大源，亘千万世而不容或变者也。”〔20〕显然，在早期维新思想家看来，孔孟的纲常名教才是“本”、“体”或“道”，是不可改变的。“西学为用”，就是“取西人器教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21〕。
    从这些内容来看，洋务派官僚与早期维新思想家主张的“中体西用”，在内容上还是有所区别的。这就是后者所坚持的“中体”比前者已经大大缩小，而“西用”的内涵与外延扩大了。但是，从文化思潮或文化模式来看，早期维新思想家们仍然是属于“中体西用”这一范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器观、本末观仍然是支配早期维新思想家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选择的价值模式。不过，他们二者之间在“西用”内容上的分歧，也显示出中西文化冲突与整合过程正在向新的更高层面上发展。到19世纪的90年代，伴随着西方文化传播的深入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早期维新思潮进一步发展，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变法维新思潮，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等社会政治学说开始传播，成为批判孔孟学说的思想武器了，而洋务派官僚仍然固守于“中体西用”的模式，甚至把它发展到绝对的程度，张之洞便是其重要的代表。
    张之洞的《劝学篇》可以说是把“中体西用”赋予理论的形式，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和发挥。他在《劝学篇》中是这样概括“中体西用”的：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22〕
    “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可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夫所谓道、术者，三纲四维是也，……著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诚变法之非者哉？”〔23〕
    与他的前辈相比，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与早期维新思想家略为接近，他不把“西用”拘泥于“器械”的层次，也认为“法制”即体制也属于“器”、“用”的范畴，是可以改变的，不能变者，是“道”即孔孟“圣道”。他认为这是维系人心学术的根本，不能改变。尽管有了这种变化，但他仍然是落后于时代的。因为在19世纪末期，以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来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已经是社会的潮流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时代的先进人物已经以自由、民权的学说对封建道德和思想意识展开了全面的批判，要求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新社会。所以说，张之洞的《劝学篇》尽管也超越了早期的洋务派官僚，但远远落后于社会潮流，他的“中体西用”从现实来看，只不过是反对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之洞是“中体西用”论的理论概括和阐述者，也是“中体西用”论的终结者。在张之洞之后，主张“中体西用”论者不乏其人，但毕竟已成不了社会的主流。伴随着维新思潮特别是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广泛传播，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逐步取代了封建的纲常名教而渐入人心，“中体西用”论成为了历史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