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体西用”作为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一种最初的整合模式，盛行于19世纪的后半期。它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的最初环节。从60年代初期起，“中体西用”不仅是洋务派官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以早期维新派人士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所普遍认同的一种文化模式。它所反映的是中国人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初期的一种价值判断和文化选择。
    “道”与“器”、“体”与“用”以及“本”与“末”，是传统中国文化哲学中最基本的范畴。“道”、“体”、“本”表达的是根本、绝对的概念，而“器”、“用”、“末”表达的是枝叶、相对和可变的涵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是绝对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最基本的命题。“中体西用”的模式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这种规范，体现了前者对后者的一种抗拒心理。这种心理表现的是中国文化“中心”、“优越”的观念在西方文化不可抗拒的优越性的冲击下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防御机制。这种防御，不但是一种保守的政治传统的需要，也是中西文化接触初期的一种必然表现。所以说，它所反映的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一种粗浅程度的认识。
    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过程是一个漫长、缓慢的过程。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由于西方文化是伴随着西方的军事侵略而进入中国的，所以国人首先目睹的“西学”便是“坚船利炮及其之后的军事技术与近代工业科技，这就使中国人感到所谓“西学”不过如此。从这一层面来认识，所以“中国人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来反省中国文化，而认为中国之败于西方，非“人心”，非“圣道”，只是“器械”不如人。因此，人们便认为只要学习西方的近代工业、科技便可重新打败“夷狄”了。所谓“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的说法，正反映了这种认识。因此，“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与社会背景下出现的文化反应与选择。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模式体现的是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过程中的最低层次，是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必然环节。从文化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对于一种文化特别是异域文化的认识，必然是遵循从有形到无形、从浅表到深层结构这种认识规律的。西方近代文化最初是以大炮、轮船、商品等反映其文化的外显层次的形式冲击着中国的，这也是中国人接触西方文化的最初因素。同时，因其不直接反映它的深层文化结构，也不具备威胁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性，因而能够为具备传统文化认知结构的中国士大夫们接受。这种现象，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最初认识，也表现了他们对西方文化冲击的最初反映。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必然的反映。
    “中体西用”论打破了传统文化中心的观念，因而在近代中国文化变迁中具有进步的意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主义的“华夏中心”观念是相当深厚的。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独特的文化传统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自我中心的文化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和文化的中心，只有中国文化才是优越的，其他各国都是“夷狄”蛮邦，没有文明可言。所以，历代统治者都认为所谓“内圣外王”是天经地义的，“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因此，传统中国士大夫是拒绝承认中国以外的文明的，认为“夷狄”远远低于“天朝上国”，没有什么“教化”可言，所以他们拒绝了解外部世界，也不愿为外部世界所了解。所以，当西方势力杀来时，他们的无知就显得相当可笑。他们仍然以传统的眼光来看待外部世界，把西方的近代国家当作古代的“蛮夷”，采取所谓“柔远”、“羁糜”之类的政策，寻找所谓“驭夷”、“制夷”之法，其结果是徒然破灭了“天朝”的幻梦。正是震惊于这种惨痛的教训，有识之士才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作出了“中体西用”的回应。
    “中体西用”的反应是对上述文化自我中心论的最初否定。不论是林则徐、魏源，还是洋务派官僚，抑或是早期的维新思想家，虽然他们拒绝承认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或纲常名教的任何缺陷，毫无例外地把这些当作是根本之道，但是他们毕竟开始承认了在中国文化之外的西方文化尚有可取之处，至少可以当作“富强之术”加以吸收。这种观念在今天当然只是一种常识，然而在150多年前， 在充斥了“天朝无所不有”的文化保守氛围中，这确实是了不起的进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正体现了从文化保守主义到接纳、整合中西文化的新的步幅。如果说，鸦片战争以后的林则徐和魏源的“师夷之长技”还带有“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羁縻之类的传统痕迹的话，那么，在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这里，“西学为用”的“西学”则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富强之术”了。这其间，就已明显地显露出一种文化反应与选择的清晰轨迹了。从排斥一切外来的文化、拒绝一切西方的事物，到承认西方也有先进的东西，进而主张可以并且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事物，这正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历程中由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体西用”有其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