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倡导共和革命，用三民主义思想引导人们为“建立民国”和“捍卫民国”而斗争，希望在中国实现“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 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1〕。这种民族国家、国民国家和社会国家的思想，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近代国家思想。考察孙中山的近代国家思想，既可以看出它在中国近代历史演进中所发生的巨大作用，又能从中获得有益于当今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启迪。
    一、建立“民族的国家”、维护“主权”和“统一”
    建立民族国家是各国近代化进程中所要解决的时代性课题。孙中山近代国家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富有近代理性，包含有深广的世界意识和强烈的时代精神。他对近代中国政治变革和社会发展的设计，具有“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2〕的认识。他“外察世界之潮流”， “内审中国之情势”〔3〕， 在世纪之交中国近代化历程进入“仿效外国改革政治”阶段后，及时提出并始终坚持建立近代国家的政治目标，推引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近代国家的原型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它以主权国家为首要内涵，在近代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中，维持民族主权，确保国家统一。近代中国是在不平等条约的羁绊下开始近代化历程的，近代化和半殖民地化同步运行。这种情况使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更痛感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清末革命派一再申言：“凡立于竞争世界之民族而欲自存者，则当以建民族的国家为独一无二义”〔4〕。事实上，时至清末，内有种族主义色彩、外成“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已成为建立民族国家的障碍。孙中山从洋务运动的偏误中痛感“用输入物质文明的方法不能改良中国”，又从戊戌维新的夭折中总结出“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的历史教训〔5〕。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最初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主要纲领，在宣传中比较突出“反满”，甚至说过不少“异族”之类的激愤的话。但从根本上来说，孙中山和革命派当时主要是从平等、共和、特别是救亡的要求去“反满”的，其根本大旨仍在于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他们一再申言：“满洲民族，许为同等之国民”，“决无寻仇之理”；“满洲政府腐败，我辈所以革命，即令满人同情于我，亦可许其入党。革命党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6〕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强调，“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而在国内，“汉、满、蒙、回、藏”“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7〕五四运动后，孙中山从时代精神中汲取新的养份， 在他辛亥革命后的“五族一家”、“五族平等”、“五族共和”等主张的基础上，提出“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要将中国造成在世界上独立自由的地位。 ”〔8〕他并在1924年国民党的纲领里规定了民族主义以“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和“反帝国主义”为主要内容。这是一种新的主权国家思想，表现出他对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新潮流的一种回应和认同。
    近代国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国家统一，确保国家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统一。孙中山在中华民国肇始时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强调“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9〕表达了坚持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的思想。 后来，他为“捍卫民国”而斗争，十分憎恨军阀割据和国家分裂。20年代初，中国出现一种以美国分州治理为据的“联省自治”的主张。孙中山批评说：“立国各有其本，吾国以数千年统一之国，又乘专制政体之遗，与美之先有各州而后有中央者，迥不相侔，欲行联邦政体，何异东施效颦，此分权说之不可行也。”后来又说，“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美国之所以富强，不是由于各邦之独立自治，还是由于各邦联合后的进化所成的一个统一国家。”他针对军阀把“联省的谬主张”作为割据的“护符”，指出：“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10〕
    民族主义是建立民族国家推进近代化进程的必要工具。孙中山认定：“今世界文明进化，尚在竞争时代，而非大同时代”，“人人须以爱国保种为前提”。又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主义精神求救国。”〔11〕他还多次批判“世界主义”，说列强“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12〕显然，我们从当时历史潮流大背景去分析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透过早年“反满”宣传中的历史迷惘，当会更多地发现它旨在“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13〕以“振兴中国”的近代理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