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近代国家思想以三民主义为主要理论形态，是当时中国最完整、最鲜明的近代国家思想。它富有浓郁的近代理性和复合性思维。近代化是一种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当中国近代化历程发生世纪性转折、开始进入“仿效外国改革政治”阶段后，孙中山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凸现了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时代课题，又用民生主义规定了“振兴中华”的社会发展目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摒弃以朝代代国家的传统国家观，正式揭橥中华国号和中华民族族号，把建立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国民国家”、“社会国家”的任务提上中国历史发展日程，在中国国家发展史和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开天的意义。孙中山在“创立民国”和“捍卫民国”的斗争中，主张“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用“外察世界潮流”和“内审中国国情”的办法，“产生完全优美之宪法，驾于欧美以上，作一中西合璧的中国”〔5〕。 他在“创立共和于中国”的问题上主张革命的“突驾”，不容间有行“君主立宪”的“过渡”；但认为在革命底定后，主张在“建立共和法治”和“养成共和国民”方面“循序以进”，用“实行地方自治”的“过渡时期为之补救”〔6〕。在社会经济发展上， 他认定中国必须实行“产业革命”，“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发达资本，振兴实业”；又主张同时进行社会革命，用“预防的办法阻止私人大资本”的垄断，在“社会管理”模式上进行某种“超越”。这种综合审视和正确处理文化关系上的中国和世界、国家变革中的“激进”与“渐进”、社会发展上的“从同”和“超越”，是一种基于近代理性的复合性思维。孙中山的近代国家思想虽在历史实践中未能完全实现，但其闪烁着的建立一个独立、平等、民主、自由、文明、法治的共和国的近代国家理性之光，其在对近代中国文化整合、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上所表现出的涵泳深湛、气度恢弘和高瞻远瞩的复合性思维，可给处于新的世纪转折中的中国现代化以有益的历史启迪。
    注释：
    〔1〕《孙中山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7卷第2页、第1卷第331页，中华书局版。
    〔2〕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以下简称《外集》）第1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全集》第7卷第1页。
    〔4〕张楠、 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以下简称《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485页，三联书店版。
    〔5〕《全集》第1卷第105页和魏宏运：《孙中山年谱》第13页。
    〔6〕《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55页； 《孙中山选集》（以下简称《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以下简称《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7〕《选集》第106页、《全集》第2卷第439页。
    〔8〕《全集》第5卷第187页和第394页、《外集》第533页。
    〔9〕《全集》第2卷第2页。
    〔10〕《外集》第36-37页、《选集》第746-747页。
    〔11〕《全集》第2卷第536页、第9卷第189页。
    〔12〕《全集》第9卷第223、226、231页。
    〔13〕《全集》第7卷第4-5页。
    〔14〕《选集》第82页。
    〔15〕《全集》第6卷第55页、《外集》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