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肯定“中体西用”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它毕竟只是近代中西文化整合过程中的最初步的形式，是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最浅层次的认识基础作出的一种反应和选择，因而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考察，“中体西用”论并不是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的科学选择。这是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并不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科学分析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而是一种调和中西、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文化折衷主义思潮的典型表现。因而它在理论和实践的角度，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矛盾与误区。
    “中体西用”的矛盾之一，是它割裂了文化的整体性。“中体西用”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中国的精神文明是优越于其他各国的，而只有物质文明不如人。如李鸿章所说的：“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中体西用”论者才以“中体”与“西用”的概念来规范和界定中西文化，从而割裂了作为独立的两种文化的“体”与“用”之间的联系和统一。在“中体西用”论者看来，中国文化的“体”即它的文物制度、纲常伦理、意识形态是可取的，只是它的“用”即器物的层面不可取；而西方文化正与之相反，其“体”不可取，其“用”可以接纳。而这正是“中体西用”论者在文化整体关系上的矛盾所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总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是受制于一定时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因而所谓文化的“体”与“用”其实是不可割裂的，即使从大文化的角度（即把文化理解为一种包括经济、制度、意识、心理等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来理解，所谓“体”与“用”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彼此制约的，一定的精神文明正是受制于一定的物质文明。“三纲五常”的封建意识形态乃是小农经济、专制制度、等级社会的产物，而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则需相应的自由、平等、民权等观念意识来维护。因而文化的“体”与“用”是不能分割的，也不存在只有“体”或“用”的文化形态。其实，即使是洋务派官僚或早期维新派人士，随着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更深入的了解，他们也开始意识到用“体”“用”关系来涵括中西文化是不确切的，认识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样，是有着不可分割的“本末”与“体用”的完整的文化体系。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用”范围的放大和对“中体”内涵的收缩，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已经意识到这种“中体”与“西用”之分的内在矛盾，并试图加以解决的思路。然而他们既囿于“体”、“用”的框架，就无法突破这一范围。
    曾经走出国门的郭嵩焘在亲历了西方文化的氛围之后，认识就大大提高了。他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24〕郭氏还将西方思想家“巴夫子”（柏拉图）、“亚夫子”（亚里斯多德）、“琐夫子”（苏格拉底）和“比耕”（培根）与被中国士大夫视为圣人的孔子、孟子相比较，说明西方文化也有其发展源流，有其历史传统，并成为近代西方文化的“本源”。这种认识，是朝着冲破“中体西用”的框架迈进了一步。杰出的维新思想家郑观应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1884年就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扦格，难臻富强。”〔25〕因此可以说，“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模式存在的矛盾，乃在于它对文化整体性的割裂，也是它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
    “中体西用”论的矛盾之二，是它违背了文化整合的规律。两种不同的文化在接触过程中，总是经历从冲突到整合的过程，这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所谓文化整合，乃是不同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合而趋于一体化（即互相容纳、有机结合）的过程。它实际上是不同文化因素的重新组合，原来不同源流、不同性质以及不同目标取向、价值取向的文化，在整合过程中渐渐融合，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并组成新的文化体系〔26〕。然而，文化整合并不是各种文化机械地组合，更不是人为地割裂文化整体，各取所需，而是在交流的过程中相互吸收、融化的自然过程（当然这并不排斥文化控制的可能，但文化控制也必须是一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调节、组织的机制）。“中体西用”论者的矛盾与误区在于，他们人为地割裂了文化整体的各个部分或因素的有机联系，以主观的需要来取舍中国文化和西方的某些构成或因素，从而导致了违反文化所反映的社会时代性质的不同性质的文化的主观组合，也导致了它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所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西方近代文化则受制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两者反映的社会时代性质是基本不同的。同时，以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而言，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又是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但是，“中体西用”论者企图在保存封建的“文物制度”（洋务派官僚）或“伦理纲常”（早期维新派）的基础上，引进西方的器物文化层面，并用以维护封建的基础--换言之，即以西方文化的“用”来嫁接于传统文化的“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洋务运动之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虽然建立了较为先进的机器、武器工业体系，但管理制度、思想观念乃至于整个社会机制都是陈旧的，这就很难发挥作用。戊戍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思想家和改革家进一步从制度的层面来思考中国文化的问题，正是在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体西用”论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正说明了“中体西用”论所代表的文化价值判断和文化选择模式所存在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中体西用”也不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整合的理性反应模式和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文化价值选择，它必然为新的文化选择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