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在以上述概念为出发点研究使我们感兴趣的国家。先从俄国开始，在俄国历史上罕见的地缘状况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俄国历代统治者都把开疆拓土视为一项基本国策，把国家原则视为高于一切的任务，即把“防御外敌”作为国家的第一要务。俄罗斯人这种稳步而惊人的征服运动使其疆域不断向周边拓展。在彼得一世时期，俄罗斯终于成为强大帝国，俄罗斯帝国模式有如下特征：通过出口原材料有选择换取欧洲技术，主要是军事工业技术；通过前资产阶级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用工业方式）残酷剥削本国人民；高度中央集权化和官僚队伍不断膨胀；[③]由于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在调节社会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
    彼得一世时期及其以后的近代化只是限于加强军事工业，动员社会资源已近极限，[④]局限性非常明显。直至19世纪中期，俄国历史同欧洲历史相比缺乏逻辑联系，绝不是偶然的。当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方兴未艾之际，俄国的农奴制度却在不断强化。只是由于俄国拥有丰富资源和国内人民的长期忍耐，彼得一世的帝国模式才安然无恙地维系了一个半世纪，但克里木战争中俄军惨败使俄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国内危机四伏，导致俄国朝野上下危机意识、忧患意识、自强意识高扬。[⑤]亚历山大二世上台伊始，为改变俄国积贫积弱局面，启用一批开明官僚，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从借鉴欧洲制度，社会运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角度，不难看出这些改革是多么广泛和深刻；封建制度坚冰开始消融；农民摆脱了人身依附；地方自治局和陪审法庭应运而生；报刊审查趋于缓和；劳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与资本积累过程同步进行，这些为资本主义关系奠定了良好条件。
    但在这个阶段帝国模式仍起作用。专制制度国家一只手推进资产阶级关系，另一只手却企图抑制它；大量的农奴制残余遗留下来；社会首创精神、地方自治局的活动、法庭和出版业务受到中央集权制度的严厉压制；军费开支一直居高不下，[⑥]严重制约了国家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的依附地位和活动能力有限是不难理解的。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阶层，上层为工业寡头和财政寡头，与上层官僚关系密切，从国家得到各种优惠的订货和贷款，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下层多为中小商人，主要靠封建方式剥削本国人民。在政治方面俄国资产阶级基本上是保守的，未能成为专制制度的制衡力量。
    俄国近代化的法律和政治前提的形成阻力重重。法律上尚未确立私有制，尚未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重束缚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专制制度独断专行，甚至不愿接受有限的立宪原则，[⑦]而第二层次国家在19世纪纷纷接受资产阶级宪法：希腊（1844年）、塞尔维亚（1869年）、日本（1890年）。俄国直至1917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专制制度才寿终正寝，俄国近代化政治前提姗姗来迟。
    俄国近代化的文化前提相当薄弱。基辅罗斯文化发育先天不足，而在鞑靼人长达二百多年的统治之下，显得更加支离破碎。有足够理由认为，俄国文明在历史上是较年轻的文明。受鞑靼人冲击后的罗斯文化发展更为艰难。朝廷、寺院、地主在传播文化方面各自为政，显然不利于教育的发展。教育状况落后渊源于封建时代。1551年，宗教界“百章会议”坦率地承认，在莫斯科国家无处学习，“教师本身知识就不多”，[⑧]直到17世纪私塾仍是识字教育的基础，识字者凤毛麟角，封疆大吏目不识丁者并不鲜见。[⑨]只是彼得一世时期上流社会的教育孤岛（航海学校、炮兵学校、工程学校等）才产生，目的是培养军事人才。彼得一世曾设想在俄国办大学，由于必须从国外招聘教师和招生使这一设想最终搁浅。1755年姆·夫·罗蒙诺索夫创办了莫斯科大学，情况稍有改善，但学生屈指可数。在俄国有“学问者”主要是致仕，贵族子弟学习积极性差，把识字作为当官的敲门砖。直到1802年，俄国尚未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中等和初等教育发展非常缓慢，只是1839年才出现社区学校，共有2万名学生。40年后，在这种学校就学的儿童为10万人。[⑩]19世纪70年代每30万人口才有一所中学，[①①]整个说来，只有少数劳动者能受到初等教育，多数人望尘莫及。据统计，1890年，俄国男性和女性农业人口会读会写者分别仅占14.8%和2.8%，同期荷兰、英国和普鲁士识字者分别占人口的94.5%、90%和89%。[①②]日本在发展教育方面毫不示弱。明治维新仅四年之后的1872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项全国教育法，规定所有人必须受四年制教育，到1907年，增加到六年，此时97%以上的适龄儿童已就读于设施完备的六年制学校。[①③]日本在义务教育和实施义务教育的速度方面远远走在俄国的前面，在日本近代史上教育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保持着同步关系。
    俄国教会在文化史上的作用值得一提。在俄国，教会从专制制度得到的自主权非常有限，而从彼得一世时期起，实际上变成国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与天主教和新教不同，俄国的东正教在社会政治方面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它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不热心，直到19世纪以前，尚未达到教职人员人人识字。俄国的分裂教派同欧洲的宗教改革不同，尽管由于分裂教派而出现了某些社会积极因素，但他们在政治上仍然是保守的。
    总之，俄国前资本主义文化传统中缺乏形成非传统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前提，因此，尽管俄国的有识之士具备吸收欧洲文化因素的较高能力，但未能将这些因素成功地移植到俄国社会里，多数居民无力接受近代化，反而将其作为异端，[①④]由此外来文化因素陷于没有任何准备的土壤之上，很快造成破坏性因素，并混淆了大众意识。受过教育的上层和其他居民间不仅在知识水平，而且在社会地位方面相差悬殊是俄国文化的根本特点。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尽管直接触及这一时弊，但却回天乏力。
    19世纪下半期，社会文化断层的鸿沟诱发一连串的社会冲突，社会与政治权力疏远加剧是这种冲突的外在表现，国内流氓无产者阶层（流浪汉、破产农民等）成为革命运动的爆炸性力量。俄国三次革命时期，诸种社会矛盾酿成冲突达到极限。俄国近代化进程终于画上了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