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同处在第二层次的日本近代化进程与俄国有很多共同之处：国家的决定性作用；同处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成时期；相似的帝国传统。但差异非常明显，而这些差异导致了截然相反的历史结局。首先，日本民族单一，而俄国的民族矛盾使其发展进程复杂化，大俄罗斯化和民族同化政策付出了无法挽回的历史代价。其次，日本历史上在各方面：经济、社会和政治上作好了近代化的充分准备。日本这种模式现在被冠之为“先进的传统社会”。日本的封建主义在很多方面同欧洲类型相近。众所周知，日本封建社会内部已蕴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治维新前，手工业和商业有了长足发展。农业生产的成绩主要归功于17-18世纪新的耕作方法，使得高产稳产的水稻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实现了粮食自给。西方学者惊奇地发现，托古改制时期，日本能在有限的耕地上养活3000万人，而当时欧洲同样面积的土地上只能养活500-1000万人。[①⑤]明治维新政府通过“劝农政策”，使土壤改良、合理施肥、改良品种和改进栽培技术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不断提高。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确实得益于“以土养洋”的方针。第三，日本没有大地产，以农民租赁形式为主，因而日本不存在俄国那样尖锐的农业问题，俄国贵族大地产既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又对建立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的整个国民经济进步设置了障碍。[①⑥]
    日本的传统管理制度也颇具特色。从托古改制时期起部分职业军人--武士变成了同土地分离的官僚等级，这一阶层有着韦伯描绘的“合理”官僚的某些特征。[①⑦]恰恰武士--官僚在明治维新时期国家结构的近代化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
    日本明治维新后，与大力移植西方资本主义产业和经济制度不同，日本在家庭方面则是承袭了德川幕府时代的传统制度，即直系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家庭形态，而以家庭为基础的集体主义原则为主并不排斥为个性自我确认提供一定机遇。[①⑧]这种情况非常重要。可以说，日本在后起资本主义国家中率先成功地解决了如何处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关系，如何将传统的社团与个人可望可及的行为揉为一体的问题。第三世界中不乏有解决这种问题的尝试者，不是靠推出个人主义原则而损害了传统的集体主义结构，就是谋求在集体主义（所谓非资本主义道路）基础上推进近代化，结果都得不偿失。而日本则将传统的社团组织（直系家族）和个人关系处理得十分稳妥。
    上述各方面都与日本的文化和文明模式特点有不同程度的联系。笔者认为，文明--文化的巨大作用决定日本的近代化比俄国顺利得多。问题不仅在于，历史上日本的远古文明悠久于俄国文明。问题的实质在于，日本传统文化具有极为成熟的含混性和活跃性，当外部历史的呼唤发出，马上有能力纳入近代化进程。日本近代化的成功还取决于日本社会的文化同质性，即“文化名流”，受过教育阶层和其他居民间没有严重的文化脱节。日本的这一经验绝不限于它自身，由此能归纳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化的规律性：存在发达的前资产阶级文明，即使某些方面（首先科技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其内部拥有完整的世界观，还有沟通上流社会和其他阶层的分支系统，这恰恰是近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发达的传统民族文化（即使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使这种沟通渠道畅通无阻，并通过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人消化和传播来自发达国家的新信息、新价值观和新知识，而新知识和新价值观通过原有知识和价值观发生折射作用，裹上传统文化的外衣，不仅使大众轻易认同并接纳它们，而且可能预先防止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突然中止的危险。明治维新及其以后的日本恰恰是这样的。日本人通过传统的价值观和制度接受西方文明；通过家长式监督和“大家庭”式的商业结构接受资本主义生产；通过传统忠诚和互让精神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通过儒家考试传统接受当代的教育体系。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使日本创造出“经济奇迹”，不仅赶上了欧美，而且在很多领域已遥遥领先。
    混合型日本传统文化在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神道教是日本的古代宗教，据此，日本人避开了上帝，而天皇成为上帝的化身。明治维新使皇权恢复，同时神道教成为国教，1889年天皇诏书确立了“精神教育”的整个体系，神道教和“精神教育”的体系成为日本民族主义的化身。这种民族主义旨在证明，置身于蛮夷包围之中的日本人有能力吸收西方的技术成就而丝毫无损于民族的自我意识（口号是：日本精神加上西方技术）。但神道教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不仅如此。神道教是多神教的变种，赋予所有自然现象和事物生命意义是多神教的特点，在很多民族中受到“至高无上”的世界三大宗教的排挤，而在日本神道教一直存在到工业革命时代，甚至被作为统一民族的象征，这竟出乎意料地推进了科技进步和有效吸收技术。对日本的工程师和工人而言，技术不只是机械活动的死气沉沉的世界。此外，种植水稻用工量大，技术性强，一家一户难以进行，需要众人的分工协作，日本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慢慢培养起来。明治维新以后，这种集体主义继续发扬光大，并久盛不衰，使日本企业充满和谐互助的气氛。
    第二，不应忘记日本文明的儒家根源。儒家的伦理观、家庭观和祖先崇拜，数百年间决定着日本人的精神氛围。至今，父子、上下级关系仍或明或暗地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私生活中。[①⑨]“忠君报国”原则长期影响着日本人的心理。对普通的日本人来说，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复杂的有机体，普通日本人自身是国家一分子，准备为国家作出一定牺牲。由此日本工人能接受极低工资并默认盘剥的父道主义原则，这是赶超他人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突出特点。
    第三，佛教价值观构成日本文明的第三个结构性因素。对佛教思想日本人最欣赏静思，赞成通过直觉感知周围的世界，并用相应的审美观理解万物，还从佛教衍申出“平等”、“财产平均主义”思想。[⒇]值得注意的是，类似平等、公正等西方文化价值观，在日本的文明中却打上了民族的特有烙印。恰恰义务、良心、权力、责任、合作等等构成日本文明与其他概念和价值观的不同之处，在日本近代化方案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文化同质性和团结精神是这种社会方案的基本特点。日本的近代化结束了。它早已步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前列。日本的经验愈益受到发达国家的重视。特别是日本的经验对整个亚太地区影响巨大，这证明远未过时的日本经验的世界历史意义。
    社会变革的实质是文化形态的转化。文化是一种符号系统，既有传播性，又有稳定性，文化的传播性决定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必然交流，从而使文化系统获得新的动力，而文化的稳定性又必然对外来文化进行自在的选择取舍和扬弃，从而保持民族文化的活力。俄国和日本近代化的实质，归根到底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俄日两国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和吸收过程，不难使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外来文化吸收必须以能使其与民族文化固有的长处水乳交融为前提；近代化唯有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能顺利进行；民族传统文化唯有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才会有生命力。如何处理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二难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