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将中国的台湾、 澎湖割让给日本。5月27日， 日本派主力近卫师团从冲绳中城湾出发分两路进攻台湾：一路从三貂角强行登陆；另一路攻占基隆。自此起至10月21日台南陷落，台湾军民进行了五个多月的反对日本割占台湾的军事斗争。五个多月间，台湾军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与日军接仗大小百余次，抗击日军三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打死打伤日军3万余人， 写下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极其壮烈的一页。
    对于1895年台湾军民反对日本割占台湾军事斗争的一般进程，史学界各类史著均有叙述，但未见有专文探讨反割台军事斗争失败的原因。鉴于此，本文拟对1895年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的失败原因作粗略探析，旨在加强近代台湾军事史的研究。
    综观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的全过程，其失败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主持台湾防务统帅唐景崧布防失当，调度乖方，任用非人，治军无方。这是导致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失败的军事原因，也是导致反割台军事斗争失败的首要原因。
    唐景崧于1894年10月起由原台湾布政使升任署台湾巡抚。时清廷因台湾防务吃紧，令唐对台湾防务“与杨岐珍、刘永福会商布置，不得意气用事，自以为是”〔1〕。根据朝廷谕旨，唐景崧至翌年4月对全台作“三路分守”的布置：“移永福于台南，会台南镇总兵万国本守南路。景崧自任守台北，自张兆连一军以外，专倚广勇，命知县胡友胜（广西人）统广勇守狮球岭，而移林朝栋（所部皆台湾土勇）守中路彰化，其南路则责成刘永福。”〔2〕
    这种布防具有严重的“重南轻北”的倾向：台北基隆，唐景崧所倚广勇，是由“胡连胜、陈国柱、陈波、包干臣等各募数百人，均号统领，无所系属”〔3〕。对此， 姚锡光在《东方兵事纪略》一文中说道：“二月，广勇陆续至，喧扰无纪律，不可统驭，台湾兵事益坏。 ”〔4〕显然，台北防务力量单薄。而台南刘永福所率防军号称60营：“恒春统领五营区声；旗后统领二营刘成良，管带一营杨德兴；凤山管带一营叶某；东港统领三营吴光宗；白沙墩统带五营张占魁，布袋嘴统领三营某，又分统两营李韦义，宵隆圩五营，四草湖五营，另民团二十余处分驻各要塞地方。”〔5〕而就保台战略全局而言，应台北重于台南。 台北是省会所在地，是台湾省的政治、经济中心，欲保台必先保台北，失去台北必失台南。这一点，诚如时任基隆前敌营务处候选同知高尔伊在《上唐中丞（景崧）书》中所说的：“台湾粮饷、军械萃于台北，台南赖此转运，弃而不守，赍为敌用，台南孤立，不啻以台北之资攻台南也，又何以答刘军门？”〔6〕因此， 唐景崧在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前夕的布防，显然是失当的。
    唐景崧之所以作出这种布防，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意气用事”，“与僚属动辄龃龉”。唐景崧在任台湾布政使时就与台湾巡抚邵友濂“素不相能”。唐景崧与刘永福曾“同军事于粤西， 后积不相能”〔7〕。唐景崧任署台湾巡抚后，刘永福遵旨赴台北与唐会商防务，对唐的布防提出不同意见，唐“自以为是”，断然加以拒绝。对此，《刘永福历史草》〔8〕一书这样写道：
    光绪二十一年，日本遣各兵舰陆续进台，旋又增进巨舰。时台抚兼督办军务在台北，乃为邵友濂。缘唐景崧奏邵办理不善，奉上谕：“邵友濂撤任，台湾巡抚着唐景崧署理兼督办军务事宜。”接篆后，公（指刘永福--引者）往台北与薇卿（指唐景崧--引者）会商，并偕往踏营盘人马，所布置各项，诸与公意见不合。回署谭论，公曰：“中丞这个驻所，建筑不妥，且人马多有懦弱。何不我亦过来与中丞同住，更改营盘，裁去老弱，添补精壮，且得近与商量办理，岂不两有裨益耶？且中丞办理民政，日不暇给，其军政事宜，千头万绪，如丝之乱，鄙意过来相帮，尤为妥善。不知公意以为然否？”唐曰：“老兄在台南独当一面，节制南方各统领，任使行事，已成专阃；弟虽督办之名亦不为遥制，且鞭长莫及。台南地方实为扼要，非有威望大员不足以资镇摄；老兄既系台南，毋庸再多一样思想。又说老兄顾台南，弟顾台北，南北两处皆有备敌之对付，声势大壮。谚云：‘先声夺人’，日本岂无闻风而生畏乎？弟意已决，兄勿多疑为是。”于是公回台南。
    可见，刘永福主张台湾防务重点在台北，他本人应在台北帮办军务。唐景崧拒绝采纳刘永福正确设防主张，酿成了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最终的失败。对此，时任刘坤一的军幕、曾两度赴台为反割台斗争奔走的易顺鼎作过十分中肯的分析：“余考刘之功名实成于唐，唐之功名亦成于刘，刘一介武夫，事唐甚谨；唐则疑刘有异志，颇相猜忌，不肯假以事权。刘之声威著于天下，尤为外夷所畏，唐欲举大事，正宜引为臂助，乃不能推心置腹，以至如此，有一良将不能用，而所用将佐专择逢迎巧滑贪鄙嗜利之小人，欲不败其可得乎？”〔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