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顺鼎的分析告诉我们，唐景崧的布防失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任用非人”。而唐“任用非人”的直接后果还造成军队军纪败坏，遇敌即一触即溃。江山渊在《丘逢甲传》中这样记载台北守军在日军进犯之际的状况：
    景崧复不善治军，军中时有变志。军士多外省人，非土著，于台湾之得失，漠然无所关其心，日以嬉戏为事。自什长李文奎杀方副将于抚署，景崧不能正文奎之罪，反令充营官以安之，军士遂欺景崧之无能为，浸骄不可制，至是益纹乱无纪律矣。……城中闻日军将至，互相惊扰，老幼纷纷逃窜，军士蠢蠢有变志，景崧束手无一策。傍晚，溃兵争入城，沿户淫掠，客勇、士勇互相斗，积户遍地。中军护勇为内应，总统府火发，光焰烛天。景崧大戒，舍奔逃外无他术，亟微服挈一子而逃，妄易男服随之，杂难民中窜出城，疾附英轮（应为德轮--引者）至厦门，置台湾事于不顾矣。
    日军于5月29日在基隆东的澳底登陆，6月3日，日军占领基隆， 台北遂陷。台北守军一触即溃，其源盖出于唐景崧也。台北沦陷，台中、台南之失陷仅仅是时间问题而已。故，笔者认为，唐景崧布防失当，调度乖方，任用非人，治军无方，确是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失败的首要原因。
    第二，外无援助，内无捐资，饷尽械绝。这是台湾军民尤其是台南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失败的基本原因。
    甲午战争爆发后，台湾防务吃紧，台抚曾奏请清廷调拨饷械济台。清廷亦曾令户部筹饷、令粤督拨解枪弹。然，后因清廷允准《马关条约》等原因，台抚所请均无着落。故，至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展开之际，“台湾藩库尚储银四十万余，火药库储炮药土药共四万余磅，各炮台储药尚资每炮击三十出，枪弹存者尤多，毛瑟枪弹尚储二百八十余万颗。”〔10〕至6月初，台北失陷，“藩库犹存银二十四万”， “尽入游兵手”，其余“军储、电线、铁路、机器局”等“遂举为倭有”〔11〕。这样，使台中、台南尤其是台南在反割台斗争尚未展开之时“饷械源已涸”〔12〕。
    在台中，反割台军事斗争的主要力量是徐骧、吴汤兴、姜绍祖、胡嘉猷等领导的义军、民团。台中反割台斗争极为悲壮激烈，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反割台斗争的主力。然而，台中抗战终因饷尽弹绝而告失败。8月下旬，徐骧所率义军在彰化失守后，所部仅存20人， 刘永福“命入蕃薯寮、打鹿埔一带募军”，终因“饷械缺乏，止收三百人”〔13〕。台中知府黎景嵩所部因无饷械，求助于台南刘永福，“极言台中富民尽去，无饷可筹，尚欲台南接济”，然“台南正苦饷绌”，“自顾不暇，何能顾人”〔14〕。
    应该指出，台中义军、民团所需饷械多采取“就地取材”方法以解决。然，战火一起，富绅或藏或逃，饷械无所出，必然造成台中义军、民团反割台斗争难于长期坚持下去。
    在台南，刘永福所率防军号称60营，“每月需饷十一二万两，所入则海关、盐局、厘局各项，每月不过四五万两。”〔15〕显然，台南军饷入不敷出。为解决急需的军饷问题，刘永福曾作过艰苦努力。一是向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求援。早在割台之前，清廷曾饬两江总督调拨饷械，割台后，清廷则明令张之洞等断绝对台援助。6月2日，清廷“著张之洞、奎俊、谭钟麟、马丕瑶饬查各海口，究竟有无私运军饷、勇丁之事，设法禁止，以滋口实”〔16〕。面对清廷的禁令，刘永福曾请刘绅一军幕道员易顺鼎居间说服，但南洋慑于朝命，不予接济。易顺鼎在《盾墨拾余》〔17〕一文中记载道：
    时南洋义款仅拨万余两济刘，尚存十余万两在南洋。南洋欲先进兵后付饷，刘意欲先付饷后进兵。余调停其间，正苦无策。……而湘帅急电迭来，……望余速离厦门，万勿再管台事，以免烦言。如必不肯速行，惟有奏明请旨，饬令回藉。一日之间，连来三电，不啻十二金牌；而南洋义款之十余万金，丝毫不肯发矣。……不意天之断送台湾如此其酷！全台亿万生灵从此遂无生路，冤哉！
    为摆脱“台南军储早罄，器械亦空”的困境，刘永福还曾令文案罗绮章至厦门电求沿海督抚助饷，然沿海督抚均不予理睬。
    二是就地筹饷。就地筹饷主要采取设议院，劝民捐输。劝民捐输虽得少数款资，但无济全局。易顺鼎在《盾墨拾余》〔18〕中这样记载道：
    虽开设议院，劝民捐输，而富民多已内渡，或潜匿不出，议院绅士又不免藉公行私，党同伐异，大失人心，以致捐数寥寥，无济于事。方议设官票局，用钞济银，亦朝三暮四，苟且无术也。当此之时，惟有裁兵就饷，以少敌多之一法。余议汰二十营，留四十营，兵则兼用民团，饷则兼发印票。又言旷日持久，饷愈不支，迅速赴机，饷尚可节。
    与此同时，刘永福派员在台湾省内“四出筹饷”，其结果，“不得丝毫助台南”。另外，还曾设邮政局发行信票“以济饷需”，终得洋银5000余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