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内地几乎分文无着，筹当地寥寥无几。刘永福无日不为筹饷奔波、发愁。10月初，“前敌诸军求饷益急，无策搜括。永福谓‘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旁皇莫能应。”〔19〕“二十七日（公历10月15日-引者），台南戒严，永福移驻平安炮台。二十八日，各军饥哗，徐散去。二十九日，倭攻城外炮台，永福自发炮击之，毙倭数十人。九月一日，城中无食，饥军悉溃。”〔20〕
    台南之失，失于无粮饷。诚如黄海安所撰的《刘永福历史草》一书所云：“公在台南坐镇，原期力保领土，护卫人民。无如财政困难，日迫一日，四处之罗掘俱穷，百般之设法亦尽，张谭之接济已成面饼，番奴之进逼急若燃眉。盖未动兵先筹饷，兵家为第一要。今日睹此情形，粮饷必定涸罄，土崩瓦解，势所必然，自念焦灼，言之激昂。”〔21〕
    第三，台湾文武官员纷纷内渡，军心、民心动摇。这是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5月20日，清廷“令署台湾巡抚布政使唐景崧解职来京， 并令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内渡”〔22〕。清廷的这道谕令，对于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无疑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台湾文武官员内渡，对反割台军事斗争影响最大的要算台北。唐景崧接到朝廷内渡“谕旨”后，即“令台中官弁以五月初四（公历5 月28日--引者）为断，欲去者听”〔23〕。台北率先内渡者为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杨岐珍于5月30 日即日军在澳底登陆第二天乘“南琛”号内渡，其所部12营自5月26日起开始内渡。杨岐珍及其所部内渡， 致使台北防务空虚，加速了台北的失陷。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24〕所载：
    初三日（公历5月26日--引者），福建提督杨岐珍撤兵内渡， 于是前敌兵备益单。基隆防兵仅绍良所部及土勇四营，其东路三貂岭、澳底诸处无兵驻守。
    初五日，倭兵轮、运轮二十九艘驶抵台北海面，分泊基隆口外澳底、金包里、沿八里坌、大姑坎，迤逦至沪尾，凡可登陆处，皆有倭轮。
    初六日，倭兵轮并力击我金包里（值基隆澳西岸）张声势，作欲登状以缀我（我师驻金包里者六营）而潜结教匪，挖金砂匪从澳底登岸。澳底本驻有岐珍防营，至是撤兵去，易以曾喜照（张兆连部分统）。喜照新募土勇两营，成军甫三日，遇敌不战溃。
    显然，日军之所以能轻易地在澳底登陆，并很快占领基隆，其原因就在于杨岐珍及其所部率先内渡。
    对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影响最大的要推唐景崧。5月23日， 台湾绅民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唐景崧被推为“总统”，唐不得已而任之。5月25日，唐景崧上奏清廷称：“四月二十六日奉电旨， 臣景崧钦遵开缺，应即起程入京陛见。惟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合臣暂留此，先令各官陆续内渡，臣再相机自处。”〔25〕唐在奏折中“惟臣先行，民断不容”、“臣再相机自处”云云，表明唐是不得已而权宜充任“总统”，随时准备“内渡”。6月3日，日军进犯基隆，唐景崧在混乱中携巡抚印奔沪尾，遂于6日化装乘德国船逃回厦门。
    唐景崧在日军进攻基隆之际逃亡的直接后果是：一，顿时造成城中一片大乱，“城中散勇游匪沿途劫掠，藩库犹存银二十四万，劫夺互斗，库中积尸四百余”，占领这座城市的日军“不过八十名”〔26〕，唐景崧潜行被“日兵知觉，遂进台北如入无人之境”〔27〕。二，使一些爱国士绅失去了反割台斗争胜利的信心。这里，丘逢甲是一个典型。丘逢甲是台湾爱国士绅的代表，在清廷割台之际，他三次刺血上书，“拒倭守土”；他首创“台湾民主国”，推唐为“总统”，起草“台湾民主国”有关章程、宣言和临时宪法，出任“台湾民主国”的“义军统领”。当丘逢甲得悉唐景崧逃亡之时，他悲痛欲极，哭曰：“吾台其去矣！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28〕唐景崧既逃，丘逢甲深感无力收拾败局，便孤身遁避乡间，不久，被迫离开台湾退回大陆。临行时，他写《辞台诗》中有“孤臣无力可回天”诗句，折射出丘在唐景崧逃亡后已失去反割台斗争胜利信心的心迹。
    唐景崧在反割台军事斗争方兴未艾之际逃遁内渡，随之，台中、台南的一批文武官员纷纷内渡。其中，有些是军事要员。在台中，林朝栋先前“以功保道职”，反割台斗争开始时，率劲旅驻台中。基隆失陷后，他慨然曰：“我战而朝廷不我赏，我遁而日本不我仇，我何为乎！”〔29〕唐潜渡后不久，即“弃师潜逃”。台中之失，与林朝栋直接有关。易顺鼎云：“台中之失，由于林朝栋、杨汝翼、邱逢甲之弃师潜逃。汝翼、逢甲皆不应治军旅之人；朝栋则本台中人，世号将家，兵皆佃户，保卫乡里，气力有余，乃以病风偏废，竟行内渡。”〔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