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制度，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迫待解决的另一主要课题，具有特别尖锐和重大意义。封建专制制度不仅剥夺了人民的起码的权利，而且阻碍了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现实需要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它成为当时进步社会思潮和运动的主流是合乎逻辑的：只有在封建帝制的废墟上缔造的共和制度，才能成为强有力地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杠杆。为此，孙中山必须进行艰苦的探索，跨越皇权主义和君主立宪的藩篱，以共和主义取代君主专制主义。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举起了“政治革命”的旗帜，而民权主义实际上成为三民主义的核心。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是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理论的和武器的批判。孙中山历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揭露了清王朝的专制“剥夺”了人民的“各种权利”；妨碍了社会的发展。他和他的战友们认为：“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注：《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1页。）的政治决非“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必须彻底变革。因之，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便成了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孙中山从切身的实际中认识到：必须采取“强迫”的手段去推翻封建暴政，而不要为清廷的“改革诏旨所迷诱”和被保皇派的谰言所欺骗。至于“政治革命”的建设目标，就是创立一个“平等”的、“民治”的、“国民”的共和国。他不只一次重申“国体”必须变革，并对政体作了相应的构思。这种民权主义在当时虽然还存在着不足和缺陷，主要的局限是缺乏深刻的、彻底的反封建内涵。孙中山虽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封建帝制”--“恶劣政府”，却未能充分理解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而“主权在民”的原则，也难以在西方式的共和制度中体现。但是，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民主政纲的提出，无疑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划时代的飞跃，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在此以前，人们或者以为推翻清廷的目的在于复兴汉族帝国，或者确信君主立宪可使中国复苏，而无须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在此以后，民主主义的启蒙使得带有盲目性、局限性的自发抗争“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辛亥革命之所以导致封建帝制的终结，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积极发展社会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臻于富强，显然是中国社会的又一重大课题，吸引了一切先进人士的目光。归根结蒂，中国的贫弱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榨。帝国主义反对中国资本主义化，只允许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封建主义--特别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则是妨碍中国近代化的内在桎梏，严重束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民生主义摈弃了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和维新派的保守倾向，吸收了约翰·穆勒和亨利·乔治的部分学理，以“土地与资本问题”为基本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国情。土地方案的内容大体为“核定天下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着眼点在于把因“社会进步发达”而形成的地价增殖收归国有，以免为土地所有者攫取，致成垄断。同时，使“公家愈富”、“农民大苏”和“社会发达”。资本方案的主要内容为发展社会经济，振兴实业。采取双管齐下方针--“节制资本”和“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并存，凡“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的产业皆归“国有”，以预防资本的垄断，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护工人免“受资本家残害”。民生主义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土地纲领缺乏促使农民彻底摆脱封建压榨、获取土地的内容，它对“宅地”的重视超过了耕地。主观社会主义则带有空想的因素，并且混淆了革命的层次和步骤。但是，民生主义在当时显然是较为自觉和完整的近代化纲领。其土地方案将消除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及由之产生的绝对地租，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资本方案大有裨益于“实业化”，“企业国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孙中山不同于俄国的民粹派，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抱留恋与伤感的情绪。事实证明，民生主义赋予辛亥革命以社会经济的丰富内涵。
    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动中，因之，反映生活实际的思想、纲领和方案就必须与时俱进，才能保持科学性和生命力。孙中山的后期活动面临着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变化。三民主义的内涵亦有相应的发展，方能反映时代的特点。孙中山积极地迎接了新时代的到来，“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使自己的思想获致深刻的变化：三民主义纲领中的反帝反封建观念强化和明确起来：“民族解放之斗争，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军阀、官僚、政客的反动面目，并指出他们“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与此同时，孙中山还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是不可须臾分离的，前者是原则和纲领，后者主要是战略和策略，即途径、方法和手段问题。严峻的现实是：中国革命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为了克敌制胜，一定要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三大政策正确地解决了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力量组合问题，使得新三民主义成为完整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纲领。正是这样，才能使北伐战争的风暴迅猛席卷中国，而他所倡导的国民革命，则成为辛亥革命“未竟之业”的继承和发展。
    （三）
    孙中山理论与实践的持久、普遍意义，还在于他把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起来，积极吸取外来的先进事物，但却“走自己的路”。在共性中保持个性，又使个性丰富共性。
    当孙中山踏上社会政治舞台时，就已从宏观的视野去考察中国与世界的密切联系，在对“世界潮流”大趋势理解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他之所以能够具有世界性眼光并非偶然，而是与他受的“欧洲式教育”分不开的。他的故乡毗邻澳门--当时中国的主要对外门户，外部世界的讯息，不断经由各种渠道传来，致使少年孙中山就曾强烈渴望一睹镇上牧师收藏的世界地图。12岁时，他经澳门乘船前往檀香山。这次行程开拓了他的胸怀和眼界：“始见轮舟之奇，沦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页。）他先后在檀岛和香港学习十余年，较为广泛地接触和了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门户刚刚被强行打开的中国社会中，孙中山的这种境遇是罕见的。对世界的了解，使他不再局囿于长期闭关锁国所造成的偏狭观念。“迎合世界的潮流去作”--这就是孙中山早已确立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