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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俄”，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共同奋斗，既是新时代所提供的可能性，也是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和战略的重大发展。他在长期斗争实践中曾经热切地寻求国际支持，希望获得真正的“辣裴德”，但从“文明”、“富庶”的西方世界得到的反馈，却是冷漠、嘲讽和欺诈。孙中山的这种遭际是可以理解的，帝国主义决不希望出现一个强盛的中国。冀求它们援助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无异于与虎谋皮。当然，这并不排除一些有识的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同情和赞助。一般说来，帝国主义当道的国际条件，是不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附属国的革命运动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孙中山带来了“大希望”，苏维埃国家在其诞生初期尽管颇为艰难，但已显示它是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的可以依赖的盟友。在著名的《和平宣言》和两次对华宣言中，苏维埃国家一再重申沙俄、临时政府对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密约“立即作废”、无代价地放弃沙俄夺取的在华权益，表示“渴望中国人民和俄国农民工人及红旗军相提携，为自由而战”。与此同时，苏维埃国家的代表也与孙中山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在这样的情势下，孙中山迅速把目光转向新政权。1918年初，在广州领导护法运动的孙中山就曾指出：“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注：邵元冲：《广州护法日志》、《建国日刊》第12卷第6期第9页。）这年夏天，孙中山致电列宁与苏维埃国家，表示对他们的事业十分“钦佩”，并愿意“共同战斗”。尽管反动的北京政府竭力阻挠中国人民同苏维埃国家的联系，但开府广州的孙中山在接到齐契林的信件后当即复函苏俄外交部，切盼加强接触，并且关注对方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注：《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4页。）在桂林军次会晤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后，又在1923年初同苏俄代表越飞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宣言”。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以平等互助的精神规定了中苏两国人民间的关系。广东革命策源地获得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精神上、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多方支持，成为当时革命运动迅猛发展的因素之一。孙中山在实践斗争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条真理：包括中国在内的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必须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因为只有苏维埃国家才是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真正盟友，从而将“联俄”提到重大战略的高度。在他看来，唯有列宁敢于“提倡被压迫的民族去自决，为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打不平”（注：《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1页。）。孙中山在《致苏联遗书》中最终地完满表达了“联俄”的观点，确认苏联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注：《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