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明显，孙中山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同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分不开的。传统的封建社会--由于缺乏新的社会经济成分和阶级基础--不可能产生近代民主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难以及时地、完整地形成这种先进思潮。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阶级基础，外烁在思想领域中的作用就成为必需的。孙中山为了熔铸民主革命的政纲，既要立足于祖国的大地，对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继承，更要充分向西文学习。他的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无疑是“竭力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的结果。他称誉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并将它的涵义加以摄取。他倾心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观念，并将它同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等同起来。在他看来，“三民主义的口号和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号”可谓一样；而“林肯所主张之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兄弟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至于三民主义的理论--哲学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学”（特别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吸取。孙中山的自然科学素养超越了许多同代的先进人士，堪称对“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所以，达尔文主义、拉马克学说、原子论和星云形成说，都成了他的哲学思想的论据和素材。从革命与建设的需要出发，孙中山也非常重视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步泰西之法”。他曾以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作为仿效的范本，甚至认为在开放问题上可向暹罗学习。而在他的后期活动中，孙中山越来越意识到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的“弊端”，发现帝国主义并未真正援助仿效者，却经常支持敌对势力“以扑灭吾党”。于是他把目光转向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赞扬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强调“以俄为师”去推动国民革命，使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毫无疑问，开放的观念是孙中山思想体系中的主旋律之一。他经常是在“艰难顿挫”的斗争中密切注视着世界，力求引进积极的因素和成果。但是，他从来不盲目膜拜和全盘接受外来事物，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并使之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相结合。他多次申明在仿效“欧洲的生产方式”时“要避免其种种弊端”，（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3页。）不要“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而行”。他反复指出“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因之“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况，迎合世界潮流作去，社会才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0页。）否则，则会给国家、民族带来“退化”和“危险”。他在晚年时期，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但也没有盲目抄袭和生硬照搬。孙中山确信要吸取外国的一切长处，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是没有出路的。然而，也必须保存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恢复中华民族应有的地位。
    孙中山不止一次地阐明：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是双向的。在“世界潮流”中涌现出的独立、民主和富强的中国，又将促进世界的和平、繁荣和幸福。他认为遭受西方列强侵凌的贫困、落后和分裂的中国，显然是亚洲乃至世界的不安定的根源之一。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则对亚洲和世界都是重大的积极因素。早在20世纪的开端，他即满怀信心地预言：“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的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会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5页。）他确信摆脱了噩梦般过去的中国将对世界承担重任，即“使地球上人类最大之幸福，由中国人保障之。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不止维持一族一国之利益，并维持全世界全人类之利益焉！”（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40页。）所以如此，是因为革新后的中国，不仅继承爱好和平的传统，更要“济弱扶倾”。孙中山坚信“中国人在本质上是一个爱好和平而不是好战的民族”（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页。），“无侵略志”，“志尚和平”，坚决反对“强权”和“霸道”。至于新生的共和国“之所以要水陆大军者，只为自保，而非攻人”。因为当前世界上“强权”横行，霸道跋扈，中国要保持独立和强盛，避免“受各国兵力侵略”，定须“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在他看来，所谓“国际战争”不过是“有组织之大强盗行为耳”。以兵止兵，才是有效的抑制手段，虽然，中国应当“永远保守和平的道德”。
    （四）
    孙中山理论与实践的普遍意义，又在于他始终把自己的活动融于被压迫民族乃至世界进步人类的斗争。“世界大同”，则是他的最高理想。
    还在孙中山组建最初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时，他就未把斗争局限于国内范围。《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规定：为了“抒此时艰，兴我中夏”，“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如果把“中外华人”理解为国内同胞和国外侨胞，那么，在兴中会和后来的同盟会的实际活动中则有外国友人参与，其中的部分人士甚至入会和加盟。从具有共同命运这个基点出发，孙中山很早意识到中国的革命运动与世界--特别是同处亚洲的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把它提到相互支持的高度。菲律宾爱国志士彭西在《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一书中写道：“对孙逸仙说来，远东各国的问题是可以在一起研究的。这些问题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因此，孙是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心赞助者之一。”（注：Mariano Ponce:Sun Yat-Sen:The Founder of Republic of China,Manila,1965,P40。）事实上，孙中山在流亡国外的艰苦岁月中，曾向反对美国侵略和奴役的菲律宾爱国者伸出友谊之手，不仅积极协助他们购运械弹，甚至还准备“率兴中会中人至菲岛投阿氏军，速其成效，转余势以入支那内地，以起革命军于中原”（注：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第68页。）。对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经验，孙中山亦非常重视，他曾认真研究南非布尔人反英斗争中的“散兵战法”，还把这种战术作为1903年创办于东京的革命军事学校的主要科目。这些活动表明，他已经开始“看清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及全世界的革命者，均有联合之必要。”（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2页。）
    在孙中山的后期活动中，上述重大课题得到了更为深刻广泛的阐发和实践。他一贯认为中国人民不仅要为自己祖国的命运而斗争，还要“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6页。）。他确信中国“对于世界要负一个大责任”，即“济弱扶倾，……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3页。）。他的这种观念后来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明确宣称“此后世界人类要分为两方面去决斗，一方面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方面是二万万五千万人”。前者构成被压迫民族阵营，具有共同的被奴役的厄运，后者构成压迫民族的阵营，即是推行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因此，被压迫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必须“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持”（注：《总理全集》第2集第395页。）。只有这样，才能使到“全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同时，孙中山也清楚地看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对立的两方面存在着另一种联合--“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大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注：《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8页。）孙中山的这种见解十分深刻，表明他已对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进行了具体分析，并用“主张公理”和“主张强权”的准则划分阵营，而破除了民族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