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按照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构想，努力进行实践，并取得了重大胜利。从民族主义来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从民权主义看，辛亥革命第一次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引入中国的实践，尽管袁世凯和以后的北洋军阀对之频频破坏，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形式始终保留焉；从民生主义看，辛亥革命推动了振兴实业热潮的出现，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内部条件。因此，辛亥革命是对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推进，她的历史功勋不可磨灭。但是，辛亥革命有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造成局限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当时的社会心理是导致这场革命存在严重局限性的原因之一。
    人的心理是人的各种活动的基础，它作为一种内在的心理特质，影响、支配着人的语言、行为。社会心理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实践交往过程中直接发展起来的一种普遍意识。按意识的主体，可分为个人心理和群体心理。作为社会的或团体的共同心理，是社会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综合作用于群体的精神世界，所产生和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积淀，即所谓国民心理。这种国民心理，是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和行为选择。人类的许多社会行为主要是由内在的驱力和动机所决定的，社会行为主要取决于社会心理。
    任何一场社会变革，不仅受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而且与当时社会的心理状态有关。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它必然受社会心理的制约。
    一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宗法等级森严，社会地位极不平等，社会上层人物往往视下层人物愚笨、呆滞、不求上进，是天生的贱骨头，并以此来维护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分散的、落后的、以农业家庭手工业为主要形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各个小农彼此之间除去地域的联系外，很难产生其他共同关系、全国性联系以及社会政治组织。由于身单力薄，难以自主，造成了广大民众的主权意识严重缺乏和对政治参与的淡漠。他们不能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寄希望于“好皇帝”、“大救星”等之类的实权人物，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别人主宰。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行政权力支配一切，已成为社会公认和民众所习惯了的不可怀疑的政治信条，“尊奉权力”、“崇拜权威”成为中华民族社会心理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一社会心理严重影响了中国近代以来改革和革命的进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都与这一社会心理有关。从本质上来说，“尊奉权力”这一社会心理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应是不相容的。正因为如此，来自这方面的阻力就显得更加巨大。还在武昌起义之前，这种社会心理就成为革命思想传播的障碍，于是有了革命和改良的论战。尽管革命派在这场论战中取得了胜利，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尊奉权力的社会心理已经改变，而是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已到了非垮台不可之地。就一般民众的心理来说，是希望换一个“好皇帝”而已。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也由于本阶级的软弱性因而在心理上存在着最明显的弱点，就是缺乏对自身价值的足够自信和清楚的认识。他们虽然表现出参政的愿望，并通过自己的斗争实现了变更政治的目的，但对自身的价值和能力又缺乏信心，而寄希望于有“声望”的实力人物。因此，当武昌义旗一举，全城克复之时，照理应由一个有才干、孚众望的革命中坚人物出来担任革命首领，而结果却了一个不革命、非党人的黎元洪来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其实，还在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曾讨论过都督一席的人选，蒋翊武、孙武等人就提出推黎为都督，理由是“革命党人均系士兵，下级军官不多，中级无人，资望浅，不够号召天下，难以得到各省的响应；黎是鄂籍名将，用他可以慑服清廷，增加革命军的声威”（注：《辛亥革命史料》第86-87页。）。及至仓促起义，群龙无首，参加起义的各军领袖全以资望浅，谦让未遑。经过讨论，一致认为黎元洪在湖北治军多年，“地方资望为国内所推重”，“素具人心”，只要他做都督，军队一定拥护，各省必易响应。而当黎元洪出任都督一事传到军中，士兵有鼓掌欢呼的，并说“黎统领也出来了”（注：《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34页。）。尽管黎元洪被举为都督后一度不吃不喝，也不说话，被人称为“黎菩萨”。事实上，革命党人的真意也只想用黎的空名来镇定人心，而具体事情则由“谋略处”来做。这充分反映了人们“尊奉权力”的社会心理。凭心而论，黎元洪的被迫参加革命对各省闻风响应起义多少有一点推动作用，但把革命政权长期交给这样一个素来不支持革命的“权威”，不能不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一个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