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曾怀着极大的希望和信心，以为把外来的先进社会制度移植到自己的国土上，就能跻身于先进的发达国家行列。但多年未能如愿。原因在于，近代化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的更迭，更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改变过程。在中国这块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土上，作为国民大多数的广大农业小生产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性、分散性和保守性，他们目光短浅，看不到自己的力量，习惯于苟安驯服。如果他们的传统思想观念不发生根本变化，社会改革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而作为辛亥革命主体的资产阶级，处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加上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环境和特殊道路，造成了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软弱性，无力在短期内改变人们的社会心理，所以造成了辛亥革命的严重历史局限性。痛切的教训使一些人开始体会和醒悟到：那些完善的社会制度，本身只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先进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近代化的转变，革命是不可能深入发展的。正是有感于此，本世纪初启蒙学者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改变国民在中国传统物质生活文化影响及陶铸下所形成的心理定势，推进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