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建立全国性新政权一事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在筹组临时政府的过程中，为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和选举大总统，各省代表从上海到武汉，又从武汉到南京，一直争论不休。实际上是要“虚大总统以待北方之英”，即把大总统一位留给北方的袁世凯。本来，作为革命派领袖的孙中山，以其对革命的长期贡献，担任国家元首是当之无愧的，虽然他当时不在国内，也理应被举为大总统。但奇怪的是，这一时期各派、各种势力的议论和举措，都未提及孙中山，泛滥的是促袁反正、举袁为总统的舆论鼓噪，就是革命派本身，也最终形成了联袁倒清的策略方针。究其原因，就在于孙中山虽是公认的革命领袖，但手中无一兵一卒，又得不到列强的支持，算不上“实力人物”，而袁世凯掌握着北方新军，武昌起义后又迅速攫取了清廷的军政大权，是人们心目中决定中国政局治乱的“实力人物”，稍一颠倒，根本就要动摇。因此，国内不少人立刻函电交驰，派人前往劝他不要再去捧拜“落日”，而要扶起“朝阳”。革命党人所掌握的《民立报》与《神州日报》分别发表短评和社论，对袁世凯以“第一期之大政长”相勉，要袁世凯出任“中国共和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注：《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45页。）。旅居欧、美的一些华侨和留学生也纷纷发回电报，鼓吹争取袁世凯做总统。就是革命派领袖之一的黄兴，也在1911年11月9日以战时总司令的名义写信给袁世凯， 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注：《辛亥革命》（一）第191页。）。南京光复后，黄兴又复电汪精卫转呈“项城雄才英略”，“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无疑”。（注：《黄兴集》第94页。）12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汉口开会时，更是以决议形式通过了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总统这一方针。这充分反映了人们认同权力的心理支配着他们的政治选择。由于袁世凯的出尔反尔，致使南北和议陷于僵局。正在这时，孙中山回国了，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打破了袁世凯的如意算盘，但却不能改变在国内多数人、包括革命党人中流行的促袁反正、拥袁当总统的心理状态。鉴于黄兴等之前与袁世凯达成的默契：“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孙中山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致电袁世凯，表示自己是“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76页。）。就职后，又补发了一个准备“推功让能”的电报，保证总统一席随时可以让给袁世凯。这就决定了：孙中山只是一个过渡人物，临时政府只是一个短命的资产阶级政权。
    二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心理的另一弱点就是“排满等于革命”。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特殊性，形成了一种以汉族为中心的大汉族主义。然而，满族的人主中原，却造成了异族统治压迫汉民族的局面，人们所感受到的，除了阶级压迫，还有民族压迫，而后者更甚。因此，在汉人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仇视满人的心理，对封建王朝的痛恨，也更多地集中在满州贵族身上。一般人都认为，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是满清政府的反动卖国所致，而清廷之所以卖国，是因为它不是汉人的政府，而是一个“异族”的朝廷，所以汉族祖先的财产就毫不吝惜地放手出卖。因此，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推翻清政府，推翻满人统治。虽然，为了反清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西方搬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和“天赋人权”的思想武器，革命领袖孙中山也创立了三民主义理论，但当时加入革命组织的大多数人，所觉悟到的主要是“反满”的“种族革命”，而对民主思想、共和制度的所知极浅，远未达到对其内容的真正理解。因此，他们在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也只强调“排满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民众都以为“排满”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排满”。只要把满人赶下台，挂上一块共和的招牌，让汉人当上大总统，就是革命成功了。“就是极有思想的同志，赞成三民主义，明白三民主义是三个不同的东西，想用革命手段来实行主义，在当时以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注：《孙中山选集》第838页。）。在这种心理支配上，先是把湖北军政府都督硬塞给有“地方资望”的汉人旧官僚黎元洪，之后又把中华民国大总统一席留给“中外所重”的汉族大吏袁世凯。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袁世凯不仅是汉人，还是一个开明的颇有作为的汉族封疆大吏，与清廷有各种矛盾，只要他能站到反满行列中来，就可以“离仇雠之地位而复为兄弟”。因此，不仅立宪派提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策略，革命党人的报刊也纷纷响应，发社论，写评论，提示袁世凯勿忘罢黜之耻，牢记兔死狗烹的教训，争取做中国的华盛顿。这种狭隘的民族意识，严重淡化了人们的阶级意识，只看到了表面的敌人--清政府，而放过了它的根本─-封建势力。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不可能完成彻底的反封建任务。
    三辛亥革命还受制于另一心理弱点，那就是人们强烈的苟安心理。自古以来，人们划地而居，分群而治，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这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提供并规定满足人需要的条件。处于农业文明的中国人，以自给自足为最高经济原则，他们世世代代栖息在小块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死于斯，落后保守，苟安驯服。他们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要求的是风调雨顺，相安无事，能使现存生活维持并继续下去。为此，他们情愿匍匐于当朝君主之下，心安理得地接受专制主义国家的宰割，也不愿社会发生变革而引起动荡。一旦周围环境破坏了人们心目中事物的自然秩序，他们便会惊恐不安，痛恨“暴民政治”，“乱民政治”，渴望足资控制秩序的“铁腕”人物来建立政治秩序，以享受“太平生活”。因此，还在武昌起义不久，面对空前猛烈的革命风暴，社会上许多人，尤其是中上层，迫切希望革命来个急刹车，以便尽快稳定正在急剧震荡中的固有秩序。上海《申报》连续发表评论，一再呼号：“夫今日最可怖者，土匪之乘机起掠耳。”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也极力宣传：“今日几百大事皆不必虑，所最可虑者……使战祸延长，则不逞者铤而走险，伏莽乘之，因而窃发。当此时也，所谓‘文明’、‘秩序’者，安能长保？而涂炭之祸，必有不堪言者。”（注：《辛亥革命史》下册第344页。）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其本身的软弱性，也害怕革命会“越轨”，因此一再强调维护“安宁之秩序”的迫切性，要求“文明革命”、“秩序革命”。各省革命党人在反正后发布的文告中，不是号召工农群众向帝国主义、地主豪绅展开斗争，而是要求“各人照旧做事：读书的还是读书，种田的还是种田，做工的还是做工”，“各人要守本分”。一句话，就是要维持原有旧秩序。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中能浮于表面，而不能深入广泛地进下去，不能引起社会深层的变动。尤其是南京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不仅拒绝承认，而且对临时政府进行军事上的恫吓，舆论上的攻击和财政上的封锁。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趁机捣乱和骚扰，苏浙各处盛传“北方将派大兵渡江”。革命派内部也迅速分化，加上临时政府的一些措施不当，更加剧了人们心理上的混乱与不安。于是，人们耽于“安定”的潜在心理迅速转变为现实的政治要求。既然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人们便着力寻找一位能够替代的人物。而这时掌握着军队并在对革命军的战斗中表现出一定实力的袁世凯，便成了人们注目的对象。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出任总统，可“速满族之灭亡，免生灵之涂炭”，使“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这种心理，即使革命派领袖也存在，黄兴就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敢做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象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搞垮太平天国一样来搞垮革命。”（注：《辛亥革命》（一）第200页。）汪精卫也认为，若不让袁世凯当总统，南北不会统一，将会“兵祸连接”。作为革命派最高领袖的孙中山，开始是极不愿妥协的，初抵国门，他曾表示“革命目的不达，无和议而言”（注：《孙中山全集》六卷第246页。）。但孙中山的首要目的就是推翻清朝，建立共和，至于谁当总统。他曾表示“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注：《孙中山全集》一卷第547页。）回国后，他虽认为袁世凯狡猾善变不可信，因而认真筹划挥师北伐，无奈革命党人中间促袁反正、拥袁当总统已形成一种流行的心理，很难形成革命到底的现实条件。孙中山也担心战事延长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和给人民增加苦难。因而觉得若能利用袁世凯，“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州，则贤于用兵十万”（注：《孙中山全集》一卷第569页。）。在十分矛盾的心理支配上，孙中山只得把统一中国的希望放在袁世凯身上，同意以自己的让位求得个“小康之局”。为了防备袁世凯背叛民国，孙中山制定了《临时约法》，要求袁世凯南下就职。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早已窥破孙中山的良苦用心，他利用人们强烈的苟安心理，制造了“北京兵变”，似乎袁世凯一离北京，天下就要大乱了。至此，孙中山已无力改变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