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成立后，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演说中，在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均甚明确提出核定地价，原价归原地主，涨价归国家，国家可以按价收买，并且突出了土地单税论的主张，即国家单收地租一项，“现今苛捐尽数蠲除”，“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之国。”（注：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9页。）
    （三）其他革命党人关于民生主义的阐释：民国成立前，孙中山没有很具体地谈论对资本家的政策。他认为工商业者靠自己的才力获得财富，与地主依靠本应属全体人民所有的自然资源--土地的垄断以获得财富不同。但同盟会成立后，他的几个热心宣传民生主义的战友，如胡汉民、朱执信、冯自由等却都明确地提到大资本国有的主张。我们可以推想，孙中山是同意他们的说法的。倘他认为胡、朱等人说法原则上有违他的本意，是不会不过问的。但孙中山本人确实在民国成立前极少谈论资本家的问题。这可能是因为：（1）他认为中国的资本家尚未出世，此问题尚非当务之急。（2）革命经费主要来源于华侨资本家，大谈资本国有会伤害华侨资本家支援革命的积极性。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度认为，民族、民权两大任务已完成，实行民生主义成为主要课题，一旦实行民生主义，资本家会应势而出，故必须筹谋对策，乃特别宣传大资本国有，私人不得操纵国计民生的主张。
    （二）
    孙中山的革命纲领中，最不易为一般党人所理解和接受的，莫过于民生主义。1903年12月12日，孙中山在《警钟日报》上发表答友人书。解答人们对民生主义的疑问。那时距离他把民生主义正式写进誓词还不到一年。而公开发表此信，说明有疑问的人正不在少数。据冯自由记载，1905年筹立同盟会，首次集议时，便“有数人对于‘平均地权’有疑义，要求取消。孙总理乃起而演讲……剀切解释至一小时之久，众始无言。”（注：见《革命逸史》（二）第132页。）有疑义而至于“要求取消”，则已有反对之意。孙中山做了一小时的解释，仅使众人“无言”而已，似并未真正说服存疑者。以后的事实证明，不少党人对民生主义仍存疑惑。冯自由说：“当日之革命青年眼光殊不远大，虽经总理剀切讲解，一致赞成之后，对于未来之社会经济问题殊不重视。且有视为不急之务者。本部干事某等，以有志入会者问题纷起，解释困难，遂有另立他种团体名称及删改平均地权一项，以应付时宜者。”（注：见《革命逸史》（三）第207页。）
    具体分析一下，这里可能包含几种情况。一种是一般革命党人只对民族主义有强烈热情，对民权、共和已不甚了了，而对民生主义，则觉得甚为新奇，难以理解和接受，用柳亚子的话说，对民生主义简直是“莫名其妙”。（注：《柳亚子自传》，原载《珊瑚》第13期。）另一种情况是一些留学青年，他们有机会接触西方社会主义各种学说，对民生主义有所了解，但认为是“不急之务”，取不以为然的态度。再有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同盟会的骨干分子，鉴于新加入革命队伍的人，往往对民生主义疑问甚多，解释殊不容易。他们从发展实际革命运动上考虑，认为不如去掉民生主义，反而更易于吸引群众，扩大革命队伍。欧洲同盟会的某些骨干如胡秉权、史青、魏宸组、贺之才等就曾采取这种办法，在同盟会外另立名目曰公民党，其誓词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删掉了“平均地权”。（注：见《革命逸史》（三）第207页。）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共进会。共进会是在同盟会本部所在地东京组织起来的。其首倡人物张伯祥、焦达峰、邓文辉、刘公等，都是实际革命活动家，在下层社会中有广泛的联系。他们为推进内地革命运动的发展，意主联络长江一带很有势力的会党群众。而会党中人，新知识甚少，对民生主义殊难了解。他们乃断然舍弃“平均地权”的口号，而改为“平均人权”。（注：见同上，又见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79页。）
    这里不能不说到同盟会中部总会。此会1910年即已开始蕴酿，至1911年7月31日始在上海宣告成立。其章程明确提出：“本会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注：见《宋教仁集》（上），第277页；又见于《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第9页。）没有提民生主义，也没有照搬同盟会的誓词，而是把同盟会纲领中民族、民权的内容结合一起，以非常明晰的文字强调了民主主义的内容，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从前喜欢依某种教条公式剪裁历史的人们总是责备同盟会中部总会及共进会抛弃了同盟会的民生主义纲领，是对孙中山思想的叛离。这种说法我不知道今天是否仍有人尊信，我是不赞成这种说法的。我们研究历史，应该抛开成见，从大量的历史材料的清理中，弄清当时的主要历史课题是什么？人们对它如何认识？提出什么主张？进行了怎样的奋斗？力图取消这种历史课题的努力，自然是应当批判的；回避这一历史课题也是不能赞成的。凡是试图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努力，不论其正确的程度如何，成功的机会如何，我们都应给予适度的积极的评价。辛亥革命时期最主要的历史课题是推翻腐朽的，毫无效率的，卖国残民的清政府，建立某种形式的民主政体，以便为国家争得走向现代化的机会。从这种角度去观察问题，不但当时的立宪派应给予充分肯定，就是统治集团中某些确曾致力于改革的人士也应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至于革命党人中不同组织，不同派别，不同色彩的人物，就更不能随意否定了。事实上，我们上面提到的共进会、同盟会中部总会，对于辛亥革命都是起了相当重大的积极作用的。
    特别应当指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主要领袖宋教仁，他放弃民生主义的口号，绝不是他不了解民生主义，更不是他反对民生主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教仁对民生主义有关理论知识的了解，决不逊于任何革命党人。他头脑清楚，富于独立思想，用心研究各种政治问题，是革命党人中不可多得的政治领袖人才。在同盟会成立时，他作为骨干分子，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未曾提出任何疑问，他的日记反映出他与日本土地复权联盟的领袖交往颇多，还同俄国革命党人一起讨论过社会主义问题。他在《民报》上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长文。这些足以说明他对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有相当的研究。
    既然宋教仁相当了解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何以不把民生主义列入他亲自策划组织的革命团体的纲领呢？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宋氏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不到两星期，在《民立报》上发表《社会主义商榷》一文。（注：此文发表于《民立报》1911年8月13日、14日。）研究此文，便可以解释上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