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驶，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诞辰130 周年已经到来。而他的非时的逝世，迄今则超过了三分之二个世纪。在此期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在进步的道路上艰难跋涉，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步伐。然而，无论是风云变幻的动荡年代，抑或曲折顿挫的历史行程，都未能使孙中山的光辉形象和不朽业绩有所淡化。恰恰相反，他的理论和实践得到越来越多的我们理解。这种广泛的认同，涵盖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的国家和地区，他依然生存于现实的舞台。他的精神遗产仍旧充溢着活力和魅力。
    历史人物在时空两个方面具有如此持久、普遍意义，无疑是十分罕见和难能可贵的。这种现象决非偶然，主要原因之一当是在于中山毕生探索、追求和争取的中国近代化--包涵着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课题--的构想，对于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是经济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即使在发达国家内也应是继续实现和予以崇奉的准则。
    孙中山的思想曾经跨越了两个世纪。
    他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仍将闪烁着光芒。
    一
    以1840年鸦片战争发端，中国历史从中世纪进入了近代时期。
    由是，近代化的课题也就同步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近代”时期的实际社会内涵，在中国却是迥异于西方：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代替了资本主义化，意味深长的是：新阶段的历史舞台帷幕的开启既非社会生产力的巨变所导致，亦非波澜状阔的革命运动所引发，而是为一场肮脏的英国侵华战争所拉动。强烈的外烁作用深切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进程，阻断了它的健康发展道路，使之循着一条充满窒碍、痛苦和牺牲的路途滑向悲惨的深渊，形成一种畸变的过渡社会形态。
    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总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对于这个科学的论断应当加以具体的阐释：所谓“自己的面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差异的内涵；而“为自己”的欲望和意图，则是一以贯之。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为了在本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确立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需要“伙伴”，所以援助为资本主义化而斗争的国家。至于对它心目中的“野蛮”民族的征服，则是必要的补充。待到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阳光下的地盘”已经分割殆尽，对殖民地附属国掠夺超额利润越发成为自身生存的必要条件，以致旧有的“伙伴”成为竞争的对手。新“伙伴”--新对手的出现，绝对不再允许，而只“创造”出“为自己”服务的“伙计”，即是使这些国家的社会变革内容与程度局囿于附庸地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确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
    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经济的解体，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发，但却又以“残酷的统治”截断了中国社会半近代化的发展，使中国社会在殖民地化的同时依然保留了封建主义。中世纪状态仍旧牢固存在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半封建的定语“半”字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对开”。严酷的事实是：帝国主义既促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又力求保持半封建状态，以便把贫弱的中国沦为附庸。西方的“文明使者”竭力保护封建主义的朽败事物，并与反动统治者结成联盟，以阻碍任何真正的社会变革，维护现存社会秩序。而国内统治者也愈益勾结外国侵略者，藉卖身投靠以自保。清朝政府在它的末期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民国”时期的形形色色的统治者莫非列强的鹰犬。帝国主义充当封建主义的靠山，封建主义则是帝国主义的支柱--这种极其反动腐朽的联盟，严重阻滞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没有真正的独立，缺乏起码的民主，贫困而又落后，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中国人民并未在失掉“旧世界”的同时“获得一个新世界”，“新的社会因素”只有在完全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枷锁后才能结成“果实”。
    近代中国的根本国情，就在于此。任何变革的方案如不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就只能是不结果实的花朵。中国近代化的构想，亦不例外。它必须从根本国情出发，反映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把握迫待解决的中心课题，才能成为先进的、科学的方案。在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的舵手之前，孙中山的近代化主张无疑是那个时代中各种有关方案中最优秀的构想。因为，它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适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建设新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