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近代化的前提是挣破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桎梏，这是为中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近代化道路的首要特色。
    孙中山在长期的实践中愈益深切地认识到这种基本国情：中国只是“半独立国“、“殖民地”，甚至只能称之为“次殖民地”；同时，它又“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
    与此相应，孙中山越来越清楚地理解到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帝国主义列强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中国面临着瓜分、共管的厄运。国之将亡，更遑论中国的近代化。还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就深刻犀利地指出：“他们（欧美资本家--引者）不至于笨到这种地步：实行商业的自杀，来帮助中国拥有自己的工业威力而成为独立的国家。我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如果稍微表现出要走向这条道路的趋向时，那么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就会高嚷着所谓工业的黄祸了。因此，他们的利益首先在于使中国永远成为工业落后的牺牲品。”而在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后，他更理解到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略是中国贫困落后的主因。所谓“政治力”意味着“军事侵略”和“外交侵略”；较之“政治的压迫还要利害”的“经济力”，则包含了洋货的侵入、“外国银行的纸币的赋税”、“地租和地价”、“特权营业”、“投机事业”和其他种种剥削。因之，孙中山也就把救亡图存的民族思想发展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以扫除“最大障碍”的明确政纲。
    封建主义是中国近代化的主要内在障碍，孙中山于此有切身的感受。这不仅由于封建专制暴政束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它所维护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成为贫困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还因为它充当了侵略者的鹰犬，并以昏庸朽败的统治为殖民主义在华压榨提供了可行性。“荼毒苍生，一蹶不振”--这就是孙中山对封建暴政所下的论断，不论其形式为帝制抑或假共和。
    历史证明，不破除双重枷锁是不可能实现近代化的。正如孙中山所断言：“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如果政治不良，国家里头不论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
    三
    “实业化”无疑是近代化的中心。
    孙中山认为“发展中国工业”乃是“无论如何必须进行的大事”，因为“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乎此”。他十分理解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局限，非常懂得社会化的、商品化的近代大生产的重大意义，而没有在当代物质文明面前表示-如民粹派之类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那样--恐惧和感伤，并批判了“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的偏见迂词，采取了现实主义的积极态度，即“承认生活强迫他承认的东西”。
    他的社会经济纲领--民生主义的主要内涵，如他自称“不外土地与资本问题”。他愈益重视改变生产关系，孜孜以求地探索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土地方案采取“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和“涨价归公”的手段和步骤，实现“土地国有”、“平均地权”，从而达到防止“垄断”祸害、“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造福社会和使中国尽快象“英国美国一样富足”的多元目标。在资本的课题上，他曾在“艰难顿挫”的时刻编制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实业计划》，并对实施途径规定了特色鲜明的原则--“节制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即“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而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目的在于“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关怀工人的利益以及“合全国之资力”，以便尽快从“不发达”状态臻于“实业主义”。
    孙中山关于实业化内涵的具体构思，无疑也是难得可贵的：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重视开发能源，强调重工业的基础作用，注重农业和轻工业的建设，以求“农工商矿，繁然待举而不能偏废者”。他嘲讽闭关自守者为鲁宾逊式的“荒岛孤人”，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在“保持主权”的前提下，充分引进外资、技术、装备和人才。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无愧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家工业化方案。
    孙中山的社会经济纲领诚然带有一定的主观社会主义色彩，实质上却是最大限度地自觉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而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之初，资本主义化大体等于“实业化”--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