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天以国粹付余”
    20世纪初风靡一时的“国粹”一词，并非中国所固有。所谓“国粹二字，于古无徵”[1]。它是由留日学生从日本传入的。1898年底， 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将“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作为办刊的宗旨之一，其“亚粹”二字，显然来自于“国粹”。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明确提出了“国粹一词，他说：“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酥纪年，终属空言耳。”1902年，梁又在给康有为、黄遵宪等人的信中讨论了有关国粹的问题，如说：“国粹说在今日固大善”，“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等等。1904年梁又在《时报缘起》中再次指出：“于祖国国粹，固当尊重”。[2]之后，“国粹”一词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开来， 《新世纪》第44期所载《国粹之处分》一文即说：“近数年来，中国之号称识者，动则称国粹。环海内外，新刊之报章书籍，或曰保存国粹，或曰发挥国粹，甚者则曰国粹之不讲，则中国其真不可救药。”[3]
    然而，真正自成派别的国粹派成员，则是指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一些具有传统学术文化根底的知识分子，出于对帝国主义侵略下民族危机的独特思考和当时排满革命宣传的需要，以国学保存会、《国粹学报》以及国学振起社、《民报》等为阵地，大力宣传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主张学习西方和改革政治必须立足于复兴中国固有文化的基础之上。国粹派的代表人物是邓实、黄节、刘师培、马叙伦、陈去病、章太炎等，其中马叙伦、章太炎均为浙江人，而章太炎实为国粹派之主帅或称“主盟”。
    1902年12月30日，黄节在《政艺通报》第22号上发表《国粹保存主义》一文，提出：“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其说以为宜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不宜醉心外国之文物，并其所短而亦取之，并我所长而亦弃之。”后又与邓实、马叙伦等人准备在上海成立“国粹学社”，创办《国学报》，然以事中辍。1905年初，他们终于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出版《国粹学报》作为其机关刊物，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高举“保种、爱国、存学”的旗帜，并刊印《国粹丛编》、《国粹丛书》等，还拟建国粹学堂。国粹派正式形成。
    章太炎是一位国学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积蕴很深。早在1903年他在给刘师培的信中，就曾鼓动刘师培致力国学研究以保存国粹[4]。 甚至他在被关在监狱里时还不无自豪地说：“上天以国粹付余。……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5]邓实、黄节、 刘师培诸国粹派健将不仅视章氏此语为经典语录，将其发表于所办《国粹学报》上，而且在进行“国粹”宣传的过程中，常常征求章太炎的意见，接受章的指导。章太炎不仅时时以弘扬“国粹”自居，而且在《国粹学报》上先后发表了大量的国粹论著，因而被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尊为“泰斗”。特别是他还于1906年在日本东京亲自主编《民报》，大量刊发“国粹”文章，将《民报》办成宣传国粹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同时，他还在日本开办国学讲习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亲自投入到国粹宣传的实践中去，将宣传国粹主义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事业。据郑师渠先生所著《晚清国粹派》记载，前来章氏“国学振起社”讲习班听讲者的人数很多。1908年，鲁迅、许寿裳等青年学生也想参加，希望章太炎能再办一个小班，结果章太炎又于每星期日上午在《民报》社里另开了一个班。两班学生先后达百数十人之多。直到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回国为止。回国后，章太炎又不断撰写国粹论著，宣扬国粹主义。尤其到了晚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形势下，他更是为激励全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到处奔走，摇旗呐喊。致力于国粹研究和宣传，成为章太炎一生中的重要经历；而国粹主义思想也成为章太炎整个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
    章太炎致力于提倡和宣传国粹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全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尊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并宣传自己的政治改革思想。
    章太炎在《演说录》中曾这样批评“欧化主义”，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们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这是帝国主义推行文化侵略、向中国人们灌输奴化思想的结果。所以他在《清美同盟之利病》中又说：“外人所深惎者，莫黄人自觉若，而欲绝其种性，必先废其国学。”要增强国人的爱国爱种之心，莫若提倡学习研究“国粹”--祖国的学术文化和历史地理。认识到祖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就会使每一个中国人感到祖国的可爱之处，“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这“爱国爱种的心”不由你不激发。所以，1906年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大声疾呼：“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6] 在《革命之道德》一文中他还举例说明国学对于振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其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提倡国粹以增强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挽救民族危机，是当时国粹派成员共同的心声和目的。如邓实也曾清楚地指出：近代帝国主义侵略者不仅从政治、经济、军事上侵略中国，更危险的是企图从文化上磨灭中国，“其亡人国也，必也灭其语言，灭其文学，以次灭其种性，务使其如坠九渊，永远沉伦”。“今之受侮于外族也，其祸必至于种族灭绝，神灵消丧，越千万年而未能苏”[7]。 他们共同的认识是：“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8]“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 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9]故“爱国以学，读书保国，匹夫之贱有责焉 ”[10]。国粹派对西学的态度比较冷静，明确反对全盘西化的倾向。如邓实在《政艺通报》1904年第3号发表《国学保存论》一文， 指出：如果一味“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恐不及十年，国学将“尽归烟灭矣”。黄节在《国粹学报》1905年第1 期所撰《国粹学报叙》中也强调：“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固奴，奴于东西之学说，亦何得而非奴也。”
    提倡国粹主义，也是为了适应反清革命、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需要。章太炎等大多数国粹派成员为江浙一带人，这一地区是明末清初受清廷民族迫害最惨重、因而抗清斗争也是最为激烈的地区。他们耳濡目染，自小即种下了反满的种子。特别是章太炎幼时受外祖父朱有虔的影响，初萌排满思想，又仰慕顾炎武而改名绛，别号太炎。他自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即说：“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件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他要通过研究和宣扬国粹，弘扬历史上民族革命精神和“夷夏之防”的种族观念；又要通过研究国粹，从古代学术文化和典章制度中寻找改革政治的答案。他在《演说录》中认为，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有许多是“合乎”或“近乎社会主义”的，值得借鉴，而西方帝国主义政治制度并不十分理想。所以，改革当前政体的关键是从“国学”中寻找中国固有的制度，加以改造。章太炎的政治改革方案，包括他在《代议然否论）中提出的一整套设想，无不与他所深有研究的“国粹”有关。这位国粹派主盟，同时又是排满“巨子”和国家政治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其思想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据说，当时留日学生多“受章氏之感动，激于种族之观念，皆归于民族旗帜之下，风起云涌，各自发行杂志，宣传种族学说，以为革命之武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