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粹以历史为主”
    国粹派注重国学，又认为“国学，当首经史”[12]，而“六经皆史”，所以，史学成为重中之重。他们撰写并发表了大量的史学论著，如邓实的《史学通论》、《民史总叙》，马叙伦的《史学总论》、《史学存微》、《史界大同说》、《无史辨》、《古政通志》，黄节的《黄史》、《宋遗儒略论》，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攘书》、《中国民族志》、《古政原始论》、《两汉种族学发微论》，陈去病的《明遗民录》、《五脂石》等。他们十分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认为它能够培养国民的爱国心，激发民族主义。一方面利用史学宣传国家主权的独立，揭露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行动；另一方面运用史学武器宣扬“夷夏之防”和种族革命，反对清廷的民族压迫，鼓吹革命。《国粹学报》第1期即发表刘师培的《论古学出于史官》一文， 指出：“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一代之学，即一国政教之本，一代王者之所开也。吾观古代之学，学术铨期，实史之绩。”“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邓实则在《国粹学报》1905年第2 期发表《国学徵论》一文，指出：“周秦诸子为古今学术一大总归，而史又为周秦诸子一大总归。……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无以有国也。”马叙伦更在《政艺通报》1903年第15号上发表《史界大同说》一文，提出：“有宇宙即有史，是史者与宇宙并生者也。……推史之体，大以经纬宇宙，小以纲纪一人一物一事一艺，达史之用，可以促开化，可以进文明。”“夫史者，群籍之总称，凡天下之籍，不问其为政治为宗教为教育，莫不可隶于史。是故史者，群籍之君也。”又在《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7 期发表的《史学总论》中指出：“中人而有志于兴国也，诚宜于历史之学人人辟新而讲求之， 盖历史固文明之嚆矢也。 ”黄节在《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发表《黄史》， 自谓作《黄史》的目的在于“痛乎夷夏羼杂，而惧史亡则有国亡种亡之惨”。乃“有志乎《黄史》之作，条别宗法，统以黄帝，以迄今日，以述吾种人兴替之迹”。书中指出：泰西民族主义汹汹东侵，而我国统治者却“日举吾血食，拱手授人，作投赠交游之物”，“哀哀吾群，几何而不胥为美洲之红种、澳洲之黑种矣”。陈去病在《国粹学报》1907年第28期发表《明遗民录》，也说：“吾侪所以崇拜遗民者，谓其感戴旧君，耻臣新主也。”都明确表达了反帝国主义和满清王朝的志向。
    特别是章太炎，更以史学为国粹之本，他在《印度人之论国粹》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国粹以历史为主。”他在学术上有多方面的成就，而其中尤以史学为最突出，他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近代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
    章太炎在少年时代即反复诵读《史记》、《汉书》、《通典》、《通鉴》、《东华录》、《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纪略》，以及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历史著作。因读史而萌发反清革命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又因读史而产生对封建传统史学的不满，故而早就立志编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1900年，他拟就了《中国通史》的编写提纲，即《中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并写有《尊史》、《征七略》、《焚书》、《哀清史》等史学论文。到1902年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新史学理论，所修《中国通史》也已着手进行。遗憾的是，由于时事的变化，章太炎编写百卷本《中国通史》之志最终并没有实现。但他在《民报》、《国粹学报》、《学林》等报刊上撰写过大量的史学论文，对古代典章制度尤其是官制政体制度、对晚明抗清历史、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等都作了十分有益的探索研究，特别是还阐述了自己的史学理论。直到晚年，还多次讲演《历史之重要》、《论读史之利益》、《略论读史之法》、《史学略说》等，反复强调历史之重要。
    章太炎利用史学宣传国粹主义，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批判总结和扬弃，又适当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构建起极具民族主义特征的国粹主义史学理论体系。
    他首先强调民族主义，重视历史学对现实社会和国家的极端重要性。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章太炎开始从历史中去寻求拯救国家与民族的答案。他在《菿汉微言》中说：“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并主张“驰聘百家，掎摭子史，旁及西史，近在百年，引古鉴今，推见至隐”[13]。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明确指出所编《中国通史》要“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后来他致力于研究和讲求“国粹”，更以史学为“国粹”之灵魂。他将国民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历史的关系生动形象地比作庄稼与灌溉及土壤的关系，《答铁铮》云：“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历史的“最大用处”，就在于它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无可替代和永不衰竭的力量源泉，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作用[14]。“历史上之陈迹即为爱国心之源泉，致用时之棋谱。其系于一国之兴亡为尤巨。”所以，历史知识应成为每个国人都必须掌握的基本常识。史学不仅是国粹主义的核心，也是近代“最切要之学”，“若一国的历史已没有了，就可知道这一民族的爱国心亦一定衰了”。[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