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指出，新史书的编写，应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二是“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中国通史略例》也强调，通史的编写，一是为了“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二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又说：“今修《通史》，旨在独裁。”“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即应提出自己独立的创见，要有“新思想”，要“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没智沉，以振墨守之惑”。通史的记载内容应包括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而尤其是“政法、学术、种族、风教四端”。在《教育今语杂志》第二册《社说》中，他又概括为六个方面：“第一是制度的变迁，第二是形势的变迁，第三是生计的变迁，第四是礼俗的变迁，第五是学术的变迁，第六是文化的变迁。”在《哀清史》里，章太炎还提出，史书体例的变革要“能破”、“能立”。他说：“史体变迁，亦各殊状”，“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廓清尘翳而已，已既能破，亦将能立。”他对传统史书的各种体例加以改造，特别吸收了典志体、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的优点，提出新史的具体体例和篇目。《中国通史略例》中所列的中国通史目录由表、典、记、考纪、别录五体构成。从民族革命的需要出发，他还对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特别是他所亲身参加的反清革命，作了充分的肯定和大力宣传。
    综上所述可见，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是近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产生的一股文化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说，未尝不可以称之为一股爱国主义的文化思潮，其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他们主张弘扬民族精神，用中国传统的优秀历史文化来教育人们，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反对全盘西化，这些思想无疑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他们片面强调用“国粹”来振兴中华、挽救国家，甚至将历史的作用无限夸大到一个并不确实的高度，这显然并不是挽救近代中国的唯一办法和出路。尤其是越到后来，针对“欧化主义”思潮的泛滥，国粹派就越对中国固有文化特别是传统史学的成就表示肯定的意见，以致于将旧学抬高到一个不恰当的地步，出现了某些复古主义倾向。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国粹主义已逐渐沦落为一种封建复古主义文化。[17]
    注释：
    [1]沈宗畴编：《国学粹编》第一期《本社简章》，1905年出版。
    [2]见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8、292、3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参郑师渠：《晚清国粹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章太炎致刘申叔书》，见《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5]章太炎：《癸卯□中漫笔》，见《国粹学报》第1年第8期。
    [6]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69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 7] 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人种独立》， 见《政艺通报》1903年第23号。
    [8]《国粹学报叙》，见《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9]《国学讲习会序》，见《民报》1906年第7号。
    [10]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见《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11] 胡朴安：《二十年学术与政治之关系》， 见《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
    [12]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905年第6期。
    [13]章太炎：《致汪康年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页， 中华书局1977年版。
    [14]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见吴齐仁编《章太炎的白话文》，泰东书局1922年版。
    [15]《章太炎论今日切要之学》，见《中法大学月刊》第5卷第5期。
    [16]见李希泌整理：《章太炎先生论史学三题》，《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6期。
    [17]文中所引章太炎语仅说明文章篇名而未注明详细出处者，均见于《章太炎全集》1～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