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巨人孙中山秉承西方“民享”、“民治”、“民有”的基本原则，创立了“三民主义”的完整思想体系，并以之为终极理念。在“三民主义”体系中，民族主义是前提基础，民主主义是动力，民生主义则是目的和核心。诚如《东方杂志》所评：“革命不过为先生所采用之一种手段；至于先生终身所努力者，其目的全在建设。”〔1 〕对于民生主义，孙中山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且制定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国民经济的总体规划--实业计划。它似一幅理想主义的“完美”画卷，将经济现代化前景，直观、具体而又气势恢宏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实业计划》的出现，引起海内外的强烈反响，毁者有之〔2〕，誉者有之〔3〕。但无论毁誉，基本上围绕着其可行性问题纠缠不休。 理想与现实原本就是矛盾的统一体，此类或褒或贬的评论，仅停留在形式上，缺乏对《实业计划》本身的认识，无助于对问题的深入研究。时至今日，其遗风流韵仍有未绝之势。
    真正的评价，只能是按照孙中山的本意，去作更深层次的探讨。孙中山在《实业计划》的开篇就告诫过：“余之所为计划，材料单薄，不足为具体之根据，……非待专门家加以科学之考查与实测，不可遽臻实用也。”实业计划只是国家经济之“大方针”、“大政策”。“实施之细密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实验之审定，乃可从事。……读者幸毋以此书为一成不易之论。”〔4 〕我们虽非“专门家”，但如果把《实业计划》放在从历史到现实的“长时段”中来考查，即可以用现实反观历史。纵观《实业计划》，不难发现区域经济和均衡发展的思想是贯穿其中的两条主线，对此，我们参照有关经济理论，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另一方面试图指出孙中山的理论偏差：其一，区域经济思想是“不纯粹”的；其二，均衡发展观是源于“逻辑推理的误导”。旨在“重构”近代经济发展战略，同时希望能为当今的经济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和印证。
    一
    孙中山经济现代化方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区域经济的梯度规划。他的区域经济，既打破狭隘的行政区划，也不是以人文风貌来划定的，而是以海港为轴心，由相关的交通网络为经，以资源、产业为纬，所形成的一个有利于经济沟通的空间辐射区。
    区域经济第一个层次是分别以北方、东方和广州三个世界级港口为经济发展支撑点的经济区。在孙中山的设想中，三大港口都有密如蛛网的铁路系统和内河航运系统向内地伸延。北方大港与黄河及其支流、陕西渭河、山西汾河相接；东方大港通过长江与北运河、淮河、江南水路系统、鄱阳水路系统、汉水、洞庭湖水系相通；广州大港与广州河汊、西江、北江和东江相连。这样就形成了华北、华中及长江流域、华南经济区。区域经济的第二个层次是四个以二等海港为基点构成的经济区。四个二等港顺沿海岸线由北向南依次为营口、海州、福州、钦州。辽河与松花江之间开凿运河后，营口将成为吉林、黑龙江、蒙古内地水路系统之终点。海州将定为东西横贯中国中部大干线海兰铁路之终点〔5 〕；福州港之腹地，以闽江流域为范围；钦州将“定为通过湘、桂入粤之株钦铁路之终点”〔6〕。果如是， 四个二等港也将成为各自区域的经济杠杆。区域经济的第三个层次是以葫芦岛、黄河埠、芝罘、宁波、温州、厦门、汕头、电白、海口等三等港为中心的九个经济小区。不仅如是，孙中山还注意到了各经济区之间的协调，他希望通过交通使各经济区形成一个更大的互联网，甚至提出仅需要联络内地水路，即可使北京直达广东，“乃至全国通航之港无不可达”〔7〕， 从而使全国经济区能够联手合作。由此可见，孙中山的区域经济，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所赐予的客观地理条件，藉开凿运河、疏通河道建成航运系统，并且与计划中的中央、东南、东北、西北、高原五大铁路系统构成纵横联系，使每个经济中心都据守铁路、水路的龙头地位。拟以港口为经济发展的“充电器”，为交通网所覆盖的地区“充电”、“加压”，带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交通情况只是区域经济的最基本要素，孙中山更关心的是地缘性的资源和产业。《实业计划》不仅注意到了自然资源分布的地域差异，而且主张依自然资源优势设煤矿、铁矿，建铁厂、钢厂，兴办水泥厂和毛纺织厂等各色企业。因此，经济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也就是资源优势互补与产业优势互补。为了提高港口的经济辐射力，孙中山更主张把港口办成工业生产基地，如在广州设立铁厂。
    在学理上，这种区域经济模式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具有的推动力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有利于根据资源、经济技术的状况，发挥地区优势；其次，有利于较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沟通；再次，有利于打破地区和部门的分割，为经济发展松绑；复次，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化解由军阀割据造成的日益紧张的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