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孙中山的移民构想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自不必说，移民可以带去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更有意义的也许是与之相随的新观念的契入。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社会的变迁是观念的变革。观念更新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在行政命令的强制下，骤然间一展新姿、跟上时代步伐，而需要新的因子的冲击和陶铸，以实现观念在更高层次的整合。人无疑是新因子的最有效的载体。如果可以把向落后地区投资比作“输血工程”的话，那么向落后地区移民不啻“造血工程”。与直接投资相比，移民见效要慢，却颇具潜力，它是把落后地区从“根”扶起的根本保证和最终举措。不过，孙中山有关均衡发展的整体构思有待商榷。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之一，就是实现均衡发展，提高综合国力，使国民经济的大系统有序地运转起来。事情（特别是近代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按逻辑常规却得不到预期的目的。根据中国经济起点低且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即使不考虑资金、技术等因素，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实现均衡发展的目的，必须排除均衡发展策略定式的干扰，代之以重点突破、倾斜发展的新思路。即首先要拉大不平稳，最后实现全国的共同发展。区域经济的重点，应该相应地放在较发达地区。我们可以把这一思路称为倾斜发展观。
    究其缘由，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其一，近代中国是经济起飞的准备阶段〔16〕。在此时期，摊子不宜过大，重在抓住主要矛盾。经济决策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增强经济发展的渗透力，培植坚实的生长点。较发达地区虽然与落后地区贫富悬殊，但并不等于说，较发达地区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事实正好相反。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异常缓慢，即使与处于同一起跑线的俄国相比，也难望其项背。1949年，近代生产设备（包括工矿、 交通、 运输业等）仅合人民币128亿元，近代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7%，而俄国1913 年的工业产值就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2.1%〔17〕。较发达地区经济作为近代工业化水平和方向的体现者，无疑是工业化进程缓慢的缩影。由此也就不难想见较发达地区的工业基础是如何的薄弱。较发达地区的发展都还是个未知数，遑论落后地区的发展。因此，有必要首先让较发达地区成为经济发展的样板和支柱。只有如此，较发达地区才有可能给予落后地区实质性的援助；只有如此，较发达地区才会对落后地区具有更大吸引力；也只有如此，落后地区才能对较发达地区产生更大的向心力。况且，落后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只是个时间问题。制定经济政策，不应仅注意解决眼前矛盾，以填平贫富地区鸿沟为出发点，而应关注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美国经济学家J.威廉逊通过系统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种倾斜发展观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他指出：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有效供给不足，加之追求全国经济最大增长，必然将资源配置在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区域间的差异将会扩大。之后，随经济发展区域间不平衡程度趋于稳定，当达到成熟阶段，生产力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有效供给过剩，国家为了发展，必然要把资源配置在落后地区，开发落后地区，因此，区域间成长的差异将趋于缩小〔18〕。
    其二，中央政府必须依靠来源于地方的税收，维持庞大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各国政府在扶持落后地区发展时，往往给予政策倾斜，实行极其优厚的减免税收的政策。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主要由较发达地区承担（并且随地方生产总值的递增，税收也有递增的趋势），必然有碍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严重影响了追求经济高增长的积极性。因此，与其关注落后地区，不如更多地关注基础较好的发达地区，既可以保护难能可贵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发达地区经济爬坡，又可以保证中央政府税收的稳定。
    尚需强调的是，倾斜发展模式的前提条件：一是疆域广袤，二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三是处于经济起飞前的准备阶段。三者缺一不可。所以，该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的任何时期。倾斜发展观虽然以“牺牲”落后地区的发展为代价，但决不是抛弃落后地区，而是寻求近代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一种更有效的途径。政策上的倾斜发展观，也并不排斥在实践操作上对落后地区的某种形式的帮助。当然，倾斜发展观也有其副作用。如影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影响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但没有阵痛，也就不会催生出新生命。何况，经济发展自身的魅力会削减倾斜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近代中国中央与地方若即若离的关系，地方政府极尽所能地营造地方经济。因而，政策上的“牺牲”更不表明落后地区经济的停滞。
    到此，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孙中山区域经济思想具有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仅局限于特定时空，它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也就不等于具有历史现实性。
    40年代，工程精英承袭孙中山的均衡发展观，认为：“从前工程事业多集中沿江沿海，今后各地宜平均发展，尤其是西北的水利和交通应当格外注重。”〔19〕50年代的经济协作区的政策，仍然注意到了落后地区发展的问题。60年代以“备战”为目的的三线建设，把生产能力推进到大西南、大西北等内陆地区。无可否认，该政策也有着开发落后地区的意图。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基本走着倾斜发展的道路。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基本建设的投资即是佐证：从1950-1980年的30年中，占国土面积60%左右的地区只花费全国几千亿基本建设投资中的700亿〔20〕。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开始“起飞”，均衡发展的条件日益成熟，如何加速落后地区发展的问题必须提到议事日程。根据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需要我们“两条腿走路”：一要建设好全国性的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进行经济试点、示范，并把它办成对外开放的窗口；二要注重全国共同发展，真正“把东部开放的区位优势向中部、西部延伸，与内地的资源优势和经济技术基础结合起来，按照经济联系和打通对外通道的思路，从较大范围和各自不同特点出发，对一个大区域的经济进行规划，从而增强中国经济活力”〔21〕。这是现代区域经济规划的一个基本原则。提请注意的是，开发落后地区，也不能齐头并进，应该以地方开发区带动全局的发展。惟其如此，才能逐步驱散笼罩在前人和今人头上的“贫富差”的阴霾。
    收稿日期：1997-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