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资产阶级立宪派一直以领导者和组织者的面貌影响着这一运动的发展进程。分析和研究立宪派特别是湖南、湖北、四川三省的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活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其性质和作用。
    一大规模地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是帝国主义进行资本输出及划分势力范围的一种形式和手段。早在十九世纪后期，俄、英、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就把中国当作铁路投资和贷款的主要目标，随着铁路的延伸，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侵略进一步加深。对此，进步的爱国人士已有深刻的认识：“世界上独立自主之国，其交通之权均归自己掌管，不容他人干预。铁路是交通权之一大端，若入外人掌握，自己主权便失了，主权一失，便事事受制于人。”“外国人既竭无限的心力，费无算的资本”在中国修筑铁路，“久而久之，即将土地占去”，“中国的财贷必多流入外国”。“外国人有不战能侵略土地之法，得交通权是其一了。”（注：四川省档案馆《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第123-124页。）正是鉴于外国在华修路的祸害，一些爱国绅商倡议自筹股份，兴修铁路，以保利权而救危亡。迫于压力，1903年清政府批准招商设立铁路等各项公司，答允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兴修干路或支线，得商部批准后即可筹办。这样，各省商办铁路公司纷纷出现。
    商办铁路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从1903年到1907年，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15个省先后创设铁路公司，并筹集股本，进行勘测、兴修等事项。虽然这些公司股本有许多是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征得的，但是，“商办铁路公司者，国人各出其资本以营业。”（注：《蜀报》总11期，《川路今后处分议》。）在公开招募和自由认购股本时，有不少商会、总商会以及教育会等社会团体携资入股，使商股在股本中占有一定地位。而且，“股皆有息，仍属自有之财，”（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346、340、405-406、334页。）将来铁路修成后，“年有年息，红有红利，”“准将股票转售与人。”（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72、160、108页。）所以，这种商办铁路已经具有了比较完全的民族资本性质。
    商办铁路尽管在集股、管理等方面存有许多缺陷，进展速度迟缓，但它具有捍卫民族利益、维护国家主权，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带有民族解放的政治性。”（注：吴玉章《纪念辛亥革命二十五周年的一个回忆》。）所以全国一切爱国人士都支持铁路商办，反对清廷假官办国有之名去推行官卖铁路的政策。
    商办铁路公司的陆续设立和集股成效的日益显著，导致了那些控制铁路事务，参与筹集股款并从中获利的地方官绅向资产阶级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从铁路公司的股份筹集上说，主要是“挟公家之力取诸地方公款或捐款。”（注：曾鲲化《中国铁路史》第420、103页。）有着封建地主地租剥削和封建国家捐税征收的因素。从铁路公司的人事安排上说，其总理、协理等虽由各该省士绅公举，但却必须由督抚移文商部具疏奏派，大都是在职官员或解职的绅士担任。这样，这批新起的资产阶级人物同清王朝存在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各省铁路公司的设立是为了自保利权，拒借外债，而且筹集的股款又时时面临着被中央专制政权攘夺的危险，因而他们又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召开议会，制定宪法，实行地方自治。从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和经济利益上看，他们同那些因开办近代工业而获得经营利润、进行资本积累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存在着利害关系和命运前途的一致之处。可以说，他们是刚刚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一些内地省份新式资本主义企业还很微弱，但资产阶级立宪运动却很活跃的原因。
    当时的资产阶级立宪派拥有不少近代企业，操纵着各省路矿团体的大部分实权，并控制了一些省或府、县的商会、总商会和教育会等社会组织。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或同其在经济上、政治上有联系的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又是各省官绅中的头面人物。他们首倡保路运动，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随着财力、地位和社会影响的增长，为了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增殖资本积累，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王朝封建势力发生一定冲突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