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宪派力倡保路，“登高一呼，众山响应。”（注：《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9号、24号、 14号、9号。）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投入保路斗争，使运动迅速向前发展。立宪派知道自身力量薄弱，希望人民群众参与争路。但他们时时不忘给人民群众戴上“文明”、“合法”的紧箍咒。然而，人民群众一经参与运动，就不是立宪派绅商所能控制得了的。激烈的群众斗争，特别是罢市、罢课、罢工一再冲破他们设置的框子，立宪派人畏之如虎，惴惴不安。列宁曾指出，资产阶级自由派“害怕民主派和群众运动，比害怕反动派还要厉害。因此，自由派永远倾向于向旧制度让步，向他妥协，维护旧制度的许多基石。这就使自由派软弱无力，畏缩不前，不彻底，总是摆来摆去。”（注：《列宁全集》第18卷第221页。）当人民群众尚未广泛动员起来，革命倾向尚不明显的时候，保路运动中的立宪派人比较大胆地在群众中作宣传和动员工作，向清廷争路。可当运动冲破“文明争路”的藩篱，发展到罢工、罢课、罢市阶段，他们就开始明显地倒退，和封建势力妥协。后来，武装起义发生，他们更站在封建统治者一边，成为其镇压人民的帮凶。1911年5月和6月，湖南湘路长株段工人罢工，长沙几乎所有学堂罢课，商人罢市和抵制捐税的议论也到处传播。对此，封建官吏惊恐万状。这时的谘议局立宪派人或者坚持反对学生罢课，或者辞职避祸，谭延闿也留京不返，逃避争路风潮。湖北在6月发生罢课、罢市，立宪派人控制的商务总会和教育协会却予以劝止。8月，四川成都等地的人民群众也进行了罢市、罢课斗争，立宪派人赶忙发出“保路同志会公启”，多方劝导，力戒暴动。他们还要求成都各同志分会保证治安，并与清地方政府一起组织官绅商学联合会，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但仇视进步的封建统治者对此并不领情，9月，川督赵尔丰逮捕蒲殿俊、罗伦等人，并一手制造了“成都惨案”。此后，巴蜀大地风雷激荡，同盟会及其影响下的哥老会发动了同志军起义，四川保路运动进入到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斗争阶段。这时立宪派人又利用自己的声望对人民群众进行欺骗，力求维持清朝统治。蒲殿俊、罗伦等被赵尔丰以“对于匪事绝无干涉”释放之后，即抛出《哀告全川伯叔兄弟》书，称人民起义是“祸毒”，要同志军放下武器，息事归农。这时的立宪派人的的确确是“不惟无作乱之事，抑且无作乱之心”（注：程昌祺《静观斋日记》第27号。）了。
    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4页。）因此，经济利益的得失，往往左右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起初立宪派人并不反对铁路“国有”。谭延闿赞成“将湖南铁路移交官民共同管理，”（注：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261、1260 页。）汤化龙也说“不应反对铁路国有”，（注：《詹君大悲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6 册《列传》第1601页。）四川立宪派也声称对铁路“国有”政策并无反对之意。这里，除了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因素影响之外，更重要的在于他们发起争路的经济上的主要目的是要向清廷争钱。立宪派人由于投资筹款，手中握有大量铁路股票。他们深知，一旦清廷夺路国有，股款扣还，就会使自己想赚的钱赚不了，已赚到的钱也将受损失。他们的争路，仅仅是以反对国有为手段，以索还用款为归宿。这时清政府也担心他们闹下去会影响其统治地位，便部分地答应了两湖立宪派人对股款的要求。对此，两湖立宪派人大有求之不得之感，争路的态度转向消极。他们又怕群众运动将这些难得的金钱冲走，故而对人民群众的斗争多方阻挠，极力破坏。
    立宪派反对群众运动的原因还在于他们要维护君主立宪的理论。由于同清王朝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政治要求只能是君主立宪。同时在他们看来，这种政治要求只有用哭跪主义的和平请愿方式去要求清朝最高统治者进行必要的改革来实现，剧烈的群众运动只会导致革命的发生，导致清廷的彻底垮台，而这又会使他们的君主立宪理论完全破产，使他们的社会影响大大缩小。清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欺骗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曾经大搞“预备立宪”的骗局，设立了谘议局、资政院这些专制王朝的点缀品。仅仅这些就使得立宪派对清廷感激不尽，对君主立宪充满信心。“皇族内阁”的登场，铁路“国有”的出笼，虽然使他们十分失望，但对清廷的幻想还未完全消失，对他们所坚持的君主立宪理论仍不愿丢弃。他们反对铁路“国有”的本身就含有防止人民革命发生的意图，即所谓使“无偏激暴动之虞也”。所以他们在保路运动开始时就规定了“伏厥上书”、“泣求天恩”的斗争范围。湖南立宪派以“奉先朝遗旨”、“不准借用外债”与清廷相争。四川立宪派在运动发生后，一再向清廷辩解和表白，并告诫人民群众“能守秩序，便是国民，无理暴动，便是野蛮。”（注：《李劼人选集》第2卷上册，第366页。）他们还刊发光绪牌位，旁贴“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的字条，要人们朝夕哭拜，焚香叩首。这既是他们自己的护符，又是防止革命的工具。
    应当指出的是，立宪派虽竭力限制群众运动的发展，但事与愿违，他们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被群众运动推着向前迈步，越来越接近于清王朝的对立面。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及宣传和动员群众的工作，使得“人心悲愤郁结甚深”，以致立宪派“每当演说时，愤激不顾前后，则听众欢迎。若果瞻前顾后，研究办法，则众极不满。”他们抨击清廷夺路卖国的反动政策，激起人们更大愤慨，并且“愈演愈烈，已成风气，不易执回矣。”（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346、340、405-406、334页。）很快，运动发展到罢市、罢课阶段，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捣毁清朝官局和外国教堂的暴动。为避免革命的发生，立宪派曾试图以罢粮罢税来转移群众的视线，意图复市。结果，复市没有实现，自己又不得不做出抗粮抗捐的决定。清朝统治者使用暴力镇压人民，已经觉悟的人民群众则以广泛的武装起义进行回击，并把立宪派甩在后面，使保路运动发展到顶峰。两湖地区的保路运动由于立宪派的畏葸退缩出现低潮，但群众斗争仍不断发展。湖南人民为支持四川人民，曾集合千余人会议，决定实行罢市罢课。表面平静的湖北，报纸上也公开声援四川人民日益扩大的保路斗争。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人民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