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注视着保路运动的发展，并积极参加了运动的组织和发动工作。
    总的说来，主张排满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主张立宪改良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在二十世纪初年是严重对立的。两派之间曾在日本等海外地区进行过激烈论战。然而，正象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日本，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存在着经常指出的严厉抗御。在中国内部，这两个集团却不管这些，它们的社会背景和政治信念似乎有类似之处，以至产生了一种实质程度的合作。”（注：（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200-201页。）保路运动时期的革命派与立宪派就有着这种“实质程度的合作。”湘路股东共济会和集股会，是由湖南立宪派与革命派控制就有着这种“实质程度的合作。”湘路股东共济会和集股会，是由湖南立宪派与革命派控制的留日同乡会合作领导的。湖北革命党人詹大悲曾支持汤化龙入都拒债争路。四川同盟会员在谘议局、股东会和保路同志会中十分活跃，还竭力营救被捕的立宪派人，并为保路同志会提供经济资助。革命派和立宪派密切配合，推动了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
    革命派同立宪派合作组织领导保路运动，固然是革命派能够以民族利益为重，在大敌当前之时对立宪派做一定让步的表现，但也不可忽视另一个原因，即立宪派对保路运动中的革命派采取了默许乃至支持的态度。立宪派人在发起保路运动时明确表示，“能赞成吾人破约保路则爱吾国者，虽仇也亲之，不赞成吾破约保路，虽我亲也仇之”，（注：1911年6月上谕《宣统三年五月份现目档案》。）并提出不分新党、旧党，都要往前看，文明结成大团圆。湖南立宪派欢迎革命派参与争路，参加铁路协赞会等组织的活动。湖北《大江报》案发生，詹大悲被捕，湖北谘议局曾“拟为《大江报》案陈请督院外夫报律之处罚，并誓以解散对付之”。（注：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557、134-135页。）四川立宪派人让同盟会员程莹度担任了保路同志会的讲演部长，派江潘等代表川省去湘鄂粤等省联络，表现了对革命派的信任。民间秘密反清组织在四川有很大势力，加之革命党人数年来的活动，影响很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立宪派为壮大势力，着意联络哥老，他们中的一些人本来就和哥老会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拥护。罗纶的父亲是川北一带有名的哥老会首领，罗纶本人又在保路运动中颇有影响，因而他在哥老会中有很高的威信和一定的号召力。他曾动员侯宝斋、吴庆焘等哥老会首领参加保路斗争。很多士绅因为参加了同志会而参加哥老会，甚至出面领导哥老会进行同志会的活动。哥老会也得以在同志会公开、合法的名义下活动，其中许多首领成了各地保路同志会的负责人，引起了清朝反动官僚的巨大惊恐，认为它“贻患滋大，实与川省人民治安大有关系”。（注：《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23页。）立宪派对革命派及哥老会活动的认可和支持，是想向清廷施加更大压力，换取更大的让步，而这在客观上不仅助长了立宪派的争路声势，也增强了保路运动中的反清革命力量。
    立宪派对革命派的态度，还可以从他们的“密谋革命”上反映出来。出于经济、政治利益得失的考虑，立宪派反对革命派的暴力行动，不愿看到清王朝立即崩溃。然而他们不断的国会请愿和拒债争路活动，日益引起清朝统治者的厌烦、疑心和恼怒，甚至认为他们“欲借立宪倾陷朝廷以阴行革命”，“以立宪为名，以攘权为实，使朝廷势成孤立，自可遂其阴谋”。（注：《皇朝续文献通考》卷400。）清朝当权者同立宪派之间已经接近破裂。“皇族内阁”丑剧上演，铁路“国有”政策抛出以后，立宪派对清政府所存的幻想破灭，并准备以革命的手段推倒清政府。“是时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成立，辛亥俱乐部纷起，虽未侈谈排革，窃见清室贵胄专横日甚，则亦愿革命之早成”。（注：唐乾一（笔名子虚子）《湘事记》第1卷第4页。）1911年6月，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闭会时，汤化龙强调：“果能布告国民，使国民确知现政府之不可恃，生出种种恶感，将来政府一定能推倒，此是确有把握的”。（注：《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报告书》第65─66页。）立宪派在大造舆论的同时，还准备在各地建立商团武装，以为应变之用。当然，立宪派人所要推翻的现政府，比较多的是指清“皇族内阁”，但是，在专制政治的条件下，既然这个内阁是清最高统治者意志的代表，那么，推倒它就意味着推倒清皇室的统治。
    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断的武装起义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持续发展，造成了高涨的革命形势。立宪派人已深知清王朝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们放弃一直坚持的君主立宪主张，另谋他略，反叛清朝的统治，成为革命派的同路人，从而改变了当时阶级力量的对比，加速了革命的进程。这就是立宪派在政治上的一大进步。
    应该说，高涨的革命形势，已经使清王朝坐在火山口上，岌岌可危。但是，“这种政府，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是不会‘倒’的”。（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621页。）这时立宪派人转向革命的作用，就在于增强了这个“推”的力量。
    许多研究者认为革命派以自己独立的行动方针，不断地促使保路运动的深入发展。其实并不尽然。革命派虽有“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方针，并且也实际做了一些组织和宣传工作，但从运动的全过程来看，他们对合法斗争的作用重视不够，没有很好地宣传和动员群众，基本上处于被动状态，许多活动都是在立宪派人的影响下进行的。保路运动发生后，谭人凤等虽在湖南等地开展工作，但他们所做的主要是准备武装起义，而且热衷于秘密活动。湖北立宪派绅商力倡争路，革命派居正等人认为这是“一部分无聊绅士，欲接踵川湘，假做民众运动，以张体面。余恐碍我等之进行，暗中破坏，故示镇静”。（注：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557、134-135页。）四川的革命派也觉得“全省民气尚不可为”，“保路云云，要皆枝叶耳”，（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76页。）致使在重庆等地，“同志会日益张大，演说时恒集万众，哗动一时，而不见同盟会党人于会场中有言论”。（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76页。）革命派虽然认识到“争路者日与清廷言法律，辨是非，清廷终不悔悟，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第4页。）并“积极部署革命，但未作公开行动”。（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76页。）当时的群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受着立宪派的影响，被限制在破约保路的范围内，罢市、罢课等斗争带有很大的自发性。激进的《川人自保商榷书》虽出诸同盟会员的手笔，具有爱国反清的思想，但其内容仍未脱离立宪派的争路原则，反映了立宪派“地方自治”及对经济、政治、军事权力的要求。这表明，革命派只能用立宪派的语言，通过拥戴立宪派来实现领导民众，并依他们的思想水平来确定斗争方针。“成都惨案”发生后，同盟会员截木板作“水电报”，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反映出革命派利用立宪派的威望，打着他们的旗子发动群众，从事革命。对于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革命派没有统一的部署，组织涣散，领导不得力，内部不团结，没有很好地配合各地保路同志军的起义。这种状况，较之立宪派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是大为逊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