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改良主义者容闳，对于中国早期的对外关系发展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容闳在中国外交事业上的贡献主要是他为开创中国对美外交关系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出使美国期间从事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始于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这项条约签订后，美国政府当即在中国建立使馆并派驻了外交使节。所以从外交意义上来说，这项条约的订立就标志着中美两国建立了所谓的条约外交关系。然而，这种条约外交关系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种单边关系。虽然美国政府1845年就在中国建立了使馆，并派壁耳（J.Biddle）来华担任首任驻华外交专使，但清政府在条约签订后的近三十年中，于中美外交往来，除卸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于1868年率清朝使团访美外，一直是来而无往，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地位。这种局面直到1872年才被容闳倡议和领导的中国赴美教育使团所完全打破，成为中美外交关系走向双边对等的开端。此外，容闳作为中国教育使团的留美学生监督，还以中国外交官员的身份在美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使美国政府和人民第一次有机会通过中国的外交使团来了解有关中国的各方面情况，而且体现了中国官员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国际事务的能力，因而在中国对外关系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容闳热衷于外交事业的最初起因主要是为了发展洋务运动；他在外交事业上的成功则和他所受过的系统的西方教育密切相关。容闳自幼家贫，无钱上私塾读书。1841年，他被马礼逊学堂（Morrison School）收留成为住读生。马礼逊学堂原是广州的外国商人组织的马礼逊教育会于1839年在澳门开办的第一所西式学校。容闳在这里受了六年教育后，又随其师布朗（Samuel R.Brown）赴美学习。在布朗的帮助下，他在美国读完了中学。1851年，容闳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成为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文科学生。1854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于次年回到中国。回国之初，他曾前往当时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国，希望在那里实现他改造中国的计划，并提出了六点改革方案。但他的改革方案没有得到太平天国的采纳，于是他又改投在曾国藩门下，致力于推行洋务运动。他积极帮助洋务派发展中国的工矿企业，为建立江南制造局，他曾受曾国藩之托前往美国采购机器设备。为了培养洋务运动急需的具有西方文化和科技知识的人才，他更是大力宣传发展教育事业。1867年以后，他多次向曾国藩提出过选派学童前往美国读书的计划。建议“挑选一百二十名10到15岁的学生到美国的学校学习15年，以此来改革中国的社会”。（注：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纽约，1909年，第41页、第1760页。）容闳的建议很快就引起了洋务派的重视，并成为清政府派遣教育使团赴美的重要原因。
    容闳的建议最终导致了清政府于1872年派遣赴美这一结果也得力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外形式的发展。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恭亲王奕诉、曾国藩、李鸿章等重臣开始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才能挽救清朝政府的命运。因而极力倡导学习西方技术和引进机器生产的“富强”运动，并先后开办了制造局、船政局以及其它近代工矿交通企业。为此，洋务派急需培养大批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来引进和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以及古巴、秘鲁等拉丁美洲国家，华人移民的人数不断增加。大批华工在美洲遭到非人的待遇，急需清政府为他们提供外交保护。另外，清政府六十年代委派蒲安臣等西方外交官所开展的对外交往实践也激发了总理衙门向欧美派常驻外交官员的愿望。
    在容闳的极力倡导下，曾国藩和李鸿章于1870年10月联名上奏朝廷，提出了一个每年选派三十名12岁到16岁的学生去美国留学的四年计划。根据这项计划，这些学生将在美国学习15年。“他们的课程将主要集中在军事、航海、数学和机械等学科上。”（注：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纽约，1909年，第41页、第1760页。）为了实施这项计划，清政府决定组织一个教育使团，任命刑部主事陈兰彬为选带学生出洋委员主事，容闳为留美学生监管。与此同时，还首先在上海设立了一所预备学校，由上海道台刘汉卿负责管理。这所学校主要是为预备赴美的学生教授基础英语。为安排教育使团的有关事宜，容闳于1872年初先行赴美，在麻萨诸塞州水泉镇（Spring Field）附近的私人家庭中为中国学生安派住处；并在康乃迪克州的哈特福特（Hart Fort）设立了教育使团的固定总部。经过前后几年的筹划，由几名政府官员和第一批留学生组成的中国教育使团终于在1872年10月到达美国。作为中国清朝政府对美国派出的第一个正式使团，他们出使美国这件事实本身在中国对美外交关系史上就具有极其重要的开创意义。
    作为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是西方国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中国官员。因而他所倡导的派遣教育使团赴美计划从最初就受到西方舆论和外交界的重视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进一步扩大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西方国家一直鼓励清政府向国外派遣外交使团。对于这项派遣留美学生的计划，西方商人开办的《北华捷报》早在1871年12月就作了这样的报道：“尽管这些安派被一再拖延并被长期讨论，但终于得到了皇上的批准。”（注：《北华捷报》（Norty China Herald），1872年11月15日。）第二年二月，该报又进一步指出：“士大夫闭关自守的原则已经被打破，这一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努力将在物质上有助于开放中国，并使其在对外交往中获利。”（注：《北华捷报》（Norty China Herald），1872年11月15日。）这项计划实行以后，美国外交官尤为关注。1873年1月15日，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Low）在写信给美国国务卿汉密尔顿·费西（Hamilton Fish）时，就提到恭亲王对这项计划很感兴趣，并且特别指出：“这些学童在美国所受到的热情接待以及他们所得到的福利待遇使那些推动这项计划的人深感欣慰。”（注：镂斐迪致费西的信，1873年1月15日，见《美国外交关系，1873年》（“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73），美国国务院编，华盛顿，1874年第140-141页。）在这封信中，镂斐迪还附了容闳致康乃迪克州教育总监诺斯拉普（B,G,Northrop）的一封公开感谢信。容闳在信中声称：“公众对教育使团的诚挚欢迎使我们深感愉快。”（注：容闳致诺斯拉普，1872年10月8日，同上，第142-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