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商办之鲜明旗帜为拒外债、废成约，收回自办。”（注：曾鲲化《中国铁路史》第420、103页。）从1898年开始，湘、鄂、粤三省人民就展开了“废约争路”的斗争，反对美国诱使清政府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夺取粤汉铁路“让与权”以及开采沿线矿山等权益。1905年，美国答应废约赎路，斗争取得胜利。美国当然不甘心失败，继而讹索赎款，各省又未筹集起款项，只得向英国银行借款，便给外国资本的渗入留下了空隙。同时清政府决心实行大规模借款筑路，并把主要目标集中在贯通西南、容易获利的粤汉、川汉两干路上。1909年3月，清政府与英、法、德三国银行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湖广铁路借款）。后来美国加入，三国银行团改为四国银行团。他们要求清政府速定正式合同。
    两湖人民首先起来反对借款筑路，展开了以“拒债”、“集股”为中心的保路运动。领导这次运动的就是刚刚成立的由立宪派人把持的湖南、湖北两省谘议局。
    1909年8月，湖南立宪派谭延闿、龙璋、陈文玮等人发起召开“湘路股东共济会”筹备会议，并设置该会事务所。不久又成立集股会，以谭延闿为会长，主要任务是拒款、集股、办报和预备议案的研究。11月，湖南谘议局正式成立，通过了关于湘路无庸借款、实现完全商办的议决案，回击了清廷将湘路延宕归咎于商办的论调。1911年4月，谘议局和商务总会的立宪派人粟戡时、李达璋等又组成了湘路协赞会，致力于集股修路。
    在湖北，1909年9月成立的谘议局首先发出“拒借路款”的号召。11月，谘议局召开特别会议，以议员吴兆泰、汤化龙、刘庚藻等人为核心组成铁路协会，商讨招股和筹款办法，议决筹款数额。铁路协会还在汉口召开特别大会，谘议局代表汤化龙及到会的绅商学界代表发表演说，反对借债，力倡筹款。1910年1月，铁路协会选派代表进京请愿，要求“准予商办”“府顺舆情而弭外患，”（注：《东方杂志》第六年第十三期。）迫使清政府于4月批准湖北省成立粤汉、川汉铁路公司。
    1911年5月，清“皇族内阁”悍然宣布“干线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346、340、405-406、334页。）以法令形式剥夺了各省自办的权利。清政府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四国银行团分别享有两湖境内粤汉、川汉路的修筑权，以及该路在延长时继续投资的优先权。清政府这种以国有为幌子，“收路为他国所有”的反动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湘鄂川人民的保路斗争进入高潮阶段。
    “自铁路收归国有，湘人率先反对。”（注：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261、1260 页。）湖南谘议局立宪派人通电四川等省呼吁协力争路，还通过湘抚杨文鼎呈递了一个措词强硬的奏折，揭露国有政策的阴谋。湖北谘议局的立宪派人在1911年6月和邀来的四川谘议局代表协商，确定对清廷采取一致行动，指示湖北进京请愿代表“当与湘、川、粤共同组织反对借款合同之联合机关，以扩充进行之实力。”（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346、340、405-406、334页。）两湖代表要求清政府收回国有成命。
    四川的保路运动也是由立宪派绅商发动的。铁路“国有”政策公布后，川路公司致电清政府，希望维持川汉路商办原案。四川谘议局请护督王人文代奏呈文，驳斥清廷强加给商办铁路“旷时愈久，民累愈深”的罪名，指出“延误之咎，尤必不尽在商，”“而在于官府之沮泥干涉。”呈文还批评清廷侵害资政院、谘议局的权利，指责所谓铁路“国有”是“务国有之虚名，坐引狼入室之实祸”，要清廷暂缓接收川路，“以遵法律而顺舆情”，（注：《呈请电奏取消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一案文》。）言词激切。后来立宪派邓孝可等人又在承认铁路国有的条件下，要求偿还路款。但清廷并不让步。6月1日，邮传大臣盛宣怀和端方致电王人文，声称“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如果川省定要筹还路款，朝廷必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72、160、108页。）直接侵犯了立宪派绅商的利益。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集会成都，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推举著名立宪派人、谘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确立“破约保路”宗旨，并派人分路游说宣传，揭露清廷铁路“国有”，举借外债的罪行，指出“政府借款合同，实葬送人民死地之合同也。”（注：《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9号、24号、 14号、9号。）保路同志会在四川各地成立后，人民群众纷纷入会，卷入保路运动激流中，而谘议局、保路同志会、川路股东会，则是运动中三位一体的领导核心。
    从三省的斗争情况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立宪派始终是保路运动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他们在扮演这个主角时，使用了一些非常得心应手的道具：谘议局，全省的言论场所和“民意”机关，利用它摆出“为民请命”的姿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作用，把人民群众引到自己身边，向清廷施加压力；各省铁路公司，民族资本比较集中的地方，反对“国有”，拒借外债，藉此可以名正言顺；近代企业和商会组织，可以为运动提供资金，使争路具有一个经济后盾；翰林、进士、举人的出身，各种实缺或候补候选的官衔，它是自己文明争路的佐证，不致引起清廷动武。正是使用了这些道具，立宪派人唱了一出拒债保路的戏。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爱国主义传统对湘川等地立宪派的影响。资产阶级上层在内地省份较之在沿海省份，和帝国主义的联系较少，而封建主义的忠君爱国思想在他们那里则有更多反映。他们力倡铁路筹款自办，反对外国对华投资，以维护国家的主权，这种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是他们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四川立宪派曾表示：“收路国有之命，川人尚可从，收路而为外人所有，川人决不能从。借款主办内政，川人尚可从，借款而令外人夺我财政，川人决不能从。”（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72、160、108页。）由于立宪派的阶级局限性，他们把维护国家主权的希望寄托在清朝统治者身上，可恰恰没有认识到，他们所依托的清廷早已是“洋人的朝廷”了。要打倒帝国主义，就必须打倒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当保路运动使清王朝陷入风雨飘摇的危机的时候，资产阶级立宪派对运动的态度便产生了变化。一部分立宪派仍是运动的领导者并成为民主革命的发动者，一部分人则成为运动的阻挠者和民主革命的破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