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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社会科学家》 张磊/张苹 参加讨论


    民主政治是促进近代化的杠杆。
    孙中山认为封建专制暴政是罪恶的渊薮:“妨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造成可怕的贫困和落后;使人民处于无权的状况,“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所以,国体的变革非常必要。他主张通过“国民革命”的途径和手段推翻作为“恶劣政治之根本”的封建帝制,代之以共和制度。他确信“一个新的、开明而进步的政府”的建立,必将“为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并在短期内“使自己摆脱困境”,“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显而易见,孙中山极为重视先进政权对近代化的重大作用。
    孙中山还为共和政体的擘画煞费苦心,力求顺畅完满地实现民主建政。革命程序论表述了民主革命--民主建政的主要内容和阶段划分,政党政治论阐明了“代议政治”的基本准则,权能区分论规定和赋予了民主政治以实际内容--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地方自治论则是体现“主权在民”精神的具体方案,五权宪法论主要是理想政府结构的蓝图。他在这方面的探索是重要的,因与国体的变革相适应,并体现国体的实质和特点,所以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尝试。
    1911上秋爆发的辛亥革命,导致了封建帝制的崩溃和共和制度的建立。这既是一场政治、思想的启蒙,也促进了实业化的进展。作为近代化进程中迈出的重要步伐,先进政权的杠杆作用得到初步的显示。
    由于缺乏必要的土壤与气候,主要是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而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均是孱弱不足,共和制度未能也不可能真正在中国社会生根开花。所以,它应有的杠杆作用也无从充分发挥。
    
    科学、教育和文化的革新与发展,显然是近代化的必要条件。
    受过“欧洲式教育”的孙中山对此完全能够理解,并给予充分的重视。他崇尚科学,认为“科学的知识”方为“真知”,把“科学家之试验”看作“文明之动机”,“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国致富强”。甚至以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文明”、“发达”和“进步”,“皆科学为之”他看重教育事业,确信这是关乎国家兴亡的问题。他痛心于国人中“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的状况:“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他十分关注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主张实行全民义务教育,同时,以新的“教养有道”的教育体制取代封建教育。1920年曾在上海与朱执信、廖仲恺研究中小学教育,并拟编写教科书,还在1924年开府广州下令组建国立广东大学,并将“博学、审问、慎思、明辫、笃行”题写为校训。此外,他也非常重视技术、人才、装备和管理方面的“好的方法”。
    应当指出,孙中山非常重视人才--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还在青年时代,他就把“人尽其才”视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他所期望的新人是有文化和信仰的,“当用共学问,为平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
    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孙中山的上述观念和实践未能更为充分展开。
    孙中山在这方面的真知灼见,迄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近代化须臾离不开变革乃是必然的规律。孙中山对此有着深切理解。
    孙中山的故乡--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毗粼澳门,致令外部世界的讯息不断传来。少年孙中山曾经渴望一睹镇上牧师收藏的世界地图而未果,却终于在12岁时从澳门乘船前往檀香山。此行开阔了他的胸襟和眼界:“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他先后在檀香山和香港学习十余年,较为广泛地了解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孙中山的这种际遇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对世界的认识使他不再局囿于闭关锁国所造成的狭隘观念。在他看来,“迎合世界的潮流”,并在对这种大趋势的理解基础上谋求“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方是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取向。事实上,孙中山的思想形成与发展是同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分不开的。严峻的古老的中国现实是:传统的中世纪缺乏新的经济成分与阶级基础,不可能产生近代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逐步畸变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也难以及时地、完整地铸造这种先进思潮。由是,外烁作用在近代中国社会思想领域中成为不可少的重大因素。为了制订正规的民主革命政纲,孙中山必须“竭力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这种引进包括了文化各个层次,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以迄物质文化。他多次确认三民主义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一致,并将“林肯所主张的民有、民治、民享”与之等同。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学”的摄取。在擘划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才,在“保持主权的前提下亦应实施。待到晚年,他认识和体验到日益显示出诸方面,明确主张“步泰西之法”,至于引进外资、技术、装备和文化架构诸多“弊端”的西方国家,不仅未曾真正援助仿效者,反而经常支持反动势力“以扑灭吾党”。于是把目光转向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赞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新世纪的曙光”,强调“以俄为师”,以“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显而易见,孙中山无愧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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