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的介入
    法国败降，彻底改变了美国对欧洲战争的态度，使美国再也不能置身事外。罗斯福意识到，希特勒独霸欧洲之后，下一步就是美国。所以他彻底改变“中立”的立场，对欧洲战争从不介入到介入。彻底改变其欧洲政策，如果说，在这之前，美国还企图通过妥协、绥靖的手段来避免战争，保持中立。在这之后，则能面对德国采取外交遏制、军事介入等强硬手段，积极备战。
    虽然，当1940年4～5月，纳粹德国的军队席卷北欧和西欧时，罗斯福已意识到战争威胁越来越迫近美洲，他警告说：“我们知道，在欧洲发生的一切都直接地、有力地影响着本大陆的和平与幸福”，提出增强防务，保卫西半球的任务[④]。随着法国局势的迅速变化，英法处境的危殆，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也有很大变化，然而长期和平主义影响下军备严重不足，不足以同时对付德、日来自欧洲和太平洋的威胁，所以对法国雷诺政府的多次求援，罗斯福最多也只能“深表同情”，可是爱莫能助，听任法国屈膝投降。法国的败降以及英国可能的被战败会给美国造成多大的影响呢？这在6月14日丘吉尔给罗斯福的信中写得清楚不过。他指出，到那时候“英国舰队同日本、法国和意大利舰队联合起来，再加上德国庞大的工业资源，那么，占绝对压倒之势的海上力量便要掌握在希特勒之手”，这种危险的前景是现实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战败，出现在你们面前的，将是一个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联邦，它远比新大陆人数多、力量强，并且拥有更好的武装”[⑤]。美洲已不再是一个可以永远置身事外的世外桃源。法国的败降给罗斯福敲起警钟是理所当然的，当他意识到美国也许是纳粹侵略的下一个对象时，事情就不再是隔岸观火了。所以，以此为转机，美国对战争的态度有了急遽的转变，对欧洲的政策有了根本的转变。
    这表现在大大地加速了本身军备的速度和援英的规模和步伐。1940年5～6月间，罗斯福和陆海空三军以及新任命的国防顾问委员会加紧研究美国面临的危险，修订各项战略计划。在上述总统5月16日致国会的咨文以及后来一些建议中，他要求美国空军力量增加10倍，而飞机产量增加20倍，即每年能生产至少50000架战斗机，而且美国空军至少拥有50000架飞机的战斗力（1940年7月经商定的飞机计划是陆海军总共29482架）。6月中旬修订的陆军计划，要求按照在21个月内充分动员一支400万人的军队规模进行生产（随后商定在这个时期内先装备一支200万人的地面部队）。6月，罗斯福签署扩建海军的法令，将造舰计划再提高25%，舰只增加11%。7月，美国国会批准“两洋舰队法案”，计划5年内拨款40亿美元，将海军力量增加70%。
    而最能说明美国对战争态度、对欧洲政策的根本转变的，莫过于“先欧后亚”大战略方针的确定。这个方针的原则形成于法国败降前后。在这之前，美国的防务政策及据此制订的战略计划，例如陆海军作战计划彩虹1-5号，只是着眼于西半球的防务，最多是一般地为可能在离本国较远地区作战作准备。1940年6月，按彩虹4号战略精神制订的陆海军联合作战计划新彩虹4号，开始把战略重点转到大西洋。规定美国舰队主力将进入加勒比海，占领欧洲盟国在西半球的所有属地。在太平洋只留下一支不大的舰队。这是一个对付德国的预防性计划，防止德国利用法、荷属地作为侵犯美国和整个美洲的据点。到9月28日，德意日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的第二天，罗斯福在白宫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说：“我们第一位的忧虑在于大西洋，希特勒是对西半球、大西洋文明的主要威胁”，这已经相当明确地说出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思想原则，为后来美、英两国制订共同的战略--“ABC-1”计划奠定了基础。这个大战略方针的确定，对二战整个战局及结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1940年6月法国败降之后，美国实际上已成为英国的战略后方，而英国则是美国抗德的前线和前进基地，英美关系和德美关系都发生急遽变化，随着美国的逐步介入欧洲战争，英美逐步形成军事同盟，而德美则不可避免地陷入“不宣而战”的战争。
    四、日本的南进
    法国败降，又是日本决定其南进政策的重要因素。
    日本在对外扩张战略上存在“北进”、“南进”之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到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亚洲首先点燃了战火。即使到了这时，日本陆军仍然坚持其“北进”战略。军部中不管是主张“扩大派”，还是“不扩大派”，其着眼点都是在对苏战争。前者认为应集中力量，迅速制服中国，以备对苏作战；后者则认为事态扩大了，就会分散兵力，妨碍对苏作战。1937年6月9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呈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的《关于对苏对华战略意见书》中主张的“对华一击”论，就是“扩大派”的代表性主张。他说：“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⑥]。直到1938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在其《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中，要求加强作战，缩短战役时间，尽快“抓住结束（对华）战争的时机”，“下一时期的军备对象，确定是苏联”[⑦]。1939年9月，欧洲战争的发生，使日本的战略方针又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新的形势的变化迫使它重新考虑扩张的战略目标，而由于侵华战争遇到困难，陆军主力的绝大部分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不急速结束对华战争，就无力实现其北进或南进战略。1940年5月以后，希特勒的军队席卷西欧，欧洲局势急转直下，日本看准荷兰、法国、英国等西方殖民大国相继陷落或者自身难保之良机，它们在东南亚、南洋地区的原属地，就像是“扔在路边的宝物，等人拾取”，印度尼西亚的石油，马来亚的橡胶，印度支那的大米等战略物资，对经不起长期战争而经济濒于绝境的日本来说，具有多么强烈的诱惑力，被认为是天佑的“南进”良机。1940年6月，法国败降，成为日本最终确定南进政策，完成其战略转移的转折点。
    日本跨出南进的步伐，具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紧迫感，生怕“误了公共汽车”。1940年7月22日，近卫文麿再度组阁，正式把南进作为基本国策。在7月26日内阁会议上通过的《基本国策纲要》中指出：“目前，世界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大转折”，所以要适应这种形势，就要依据“八纮一宇”的精神，“首先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要求对内完成军国主义体制的改革；对外，“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根本，首先将重心放在结束中国事变上”。内阁会议的第二天，7月27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据此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提出“促进迅速结束中国事变，同时，掌握时机，解决南方问题”，决定“在中国事变大体处理完毕时，为了解决南方问题，只要内外各方面形势允许，抓紧时机，行使武力”[⑧]。这是“武力南进”方针的确定。
    日本决定“武力南进”，在国际关系及世界格局上就必然产生一连串连锁式的深远影响：首先，它要加强同德、意的合作，寻求盟友，其结果就促使了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正式完成轴心国家阵营的形成；其次，它必然谋求改善对苏关系，以稳住北方，避免两线作战，其结果就是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最后，南进必然激化了日美矛盾，导致太平洋战争。
    由此可见，由法国败降而引发的日本对外扩张战略方针的转移，成为由中日战争扩大为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