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建立近代税收制度。
    倡议设“市镇公司”（注：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印书》第686页、686页、687页、686页、687页、686页。），主持工商水陆关税的征收。近代中国由于赔款、贪污腐化，政府财政困乏。洪仁玕建议建立近代税收制度，还规定有“妄取民贿一文”或为己私抽者议法，以剔除厘金关卡等阻碍商品流通弊端，为工业化提供必需的资金来源，使商品经济发展更快。
    7.大力兴办企业，兴器皿之利，制造精奇利巧的日用百货。
    洪仁玕对工业化有着比较深刻的理解，十分注意经济建设环境的培植，因此他在交通、资讯、金融、科技、原料、能源等基本建设上都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构想，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这样工业化就具备了齐全的客观经济环境，以制造业为主干的工业才能得到顺利推展，这是洋务派长期未作考虑的课题。兴建的企、事业，采用和推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经营方式，以赢利为目的。如主持开采矿山可获十分之二，银行家允许其取得“每百两三厘”的利润。他还主张企业、事业中的自由竞争，实施专利制度，主张“准富者请人雇工，废除人生依附性质的奴婢制度，透过自由雇佣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使劳动力投入到工业生产中。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传统的小农经济得以解除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进入近代劳动力市场，成为工业化劳动大军，创造出比农业社会无可比拟的物质财富。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简单再生产，而是不断扩大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体现着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洪仁玕对此也有一定的认识，因而注意建立和发展商品经济，兴办交通运输是为了“富商搭客运货”；创办新闻报馆的重要作用是报道市场物价行情，以便“农商览之得以通有无”，搞活市场，促进商品流通；创办银行是为企业周转；创办保险公司是为了“货物船舟有防于水火者”。总之，洪仁玕提出采用相关的经济政策，创造良好的流通环境，“大利于商贾士民”。不仅如此，他还主张提高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改变数千年来重农抑商的观念，将“士农工商”改为“商贾士农”，一反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使农业社会导向工商社会，朦胧地触及到近代社会转型的主题。
    《资政新篇》所涉及的鼓励私人投资，创办近代企业，谋求利润增殖和扩大再生产，提倡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无不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可见洪仁玕的思想结构中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意识。
    洪仁玕经济近代化的主张与国家富强结合起来。他的经济建设目的是为国家与人民的“利富”。他主张以工商立国，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如果沉溺和固守传统小农经济，只会导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近代化生产就不能推展，商品经济难以活跃，社会也因此停滞不前，“兵强国富”的目标就不会达到，建设“与番人并雄”的近代社会的宏图就会落空。
    洪仁玕为当时的中国人绘制了一幅堪称完整和周延的近代化经济蓝图。在当时中国，他确实站在中西文化结合的最前沿。他试图变革农业社会的传统经济观念、体制、方式、结构，甚至不惜抛弃平均主义，而仿效西法“邦法”，采行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乃是中国经济思想的创举，对中国近代化历程产生了深刻的积极的思想影响。
    二、“师夷长技”发展农业和工商业--冯桂芬的经济变革方案
    冯桂芬生活的江南地区，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居全国领先地位。虽然自然经济仍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但自明朝中叶起，商品经济在某些部门得到了长足发展，纺织业率先出现初期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及至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商品不断倾销，廉价的商品冲击着传统的自然经济，也使资本主义萌芽遭到扼杀，导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病态发展。
    在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不仅有了外国商店，而且开办一些船坞修造厂和农副产品加工厂，其中尤以上海发展最快，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吸引外国冒险家和商人，兴办工商业，攫取高额利润。太平天国运动冲击江南地区，迫使“江浙一带富商巨贾，争赴沪滨，以外侨居留地为安乐土”，（注：《上海通志馆期刊》第1502页。）他们的到来促进了上海的繁荣。一些人开始向西方寻求富强方案，从苏州逃到上海的名儒冯桂芬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冯的友人魏源提出“师夷长技”时，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停留在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重点仍放在军事技术和装备上。（注：魏源《海国图志》。）冯桂芬在魏源认识水平上有所前进，力图以更多的层面研习西方“富强之术”。梁启超曾将近代文化变迁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注：梁启超：《五十年代中国进化概论》。）。就认识的深广度而言，冯桂芬超越了林则徐、魏源等“师夷长技”的器物层面迈向“西学为用”的抽象和宏观思索。处于第一期向第二期的过渡之中。
    如果说，冯桂芬在政治层面的变革设计与清朝现行体制并行不悖，局限于清理弊政，整饬官场的举措。那么他在经济层面的变革方案也与农业社会的经济现实紧密关联，而与封建土地所有制并行不悖，其目的指向为发展农业生产力。
    冯桂芬与洪仁玕建设和发展工商经济的构想不同，仍奉行以农为本的思想，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
    冯桂芬对中国人口的激增、官吏的盘剥、人民不敷温饱的现实颇有体认，加之在太平天国时期，由于长期动乱，促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向来以“地窄民稠”号称的江南，历经兵灾之后，土地荒芜和人丁减少的情况也十分严重。这不仅影响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同时也给封建专制国家的财政带来威胁。因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缓和专制国家的财政危机，就成为统治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冯桂芬将变革重点放在发展农业上，是十分自然的，符合经世派关注现实的一贯做法。他说“国家休养生息二百年来，生齿数倍于乾嘉时，而生谷不加辟，于是乎有受饥之人……”（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筹国用议》。）冯桂芬的对策是发展农业生产，通过改良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提高粮食产量来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缓解土地资源紧张和人口激增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