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走向式微的原因首先表现在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和萎缩。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使越来越多的人沦为佃农。在乾隆时，兼变状况就已经十分严重，占田者十无一二，佃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注：《清史简编》第309页。）土地的集中与兼并程度甚高，广大佃农，处于社会最底层，除了沉重的地租剥削之外，还承受着各种超经济的强制与掠夺，他们甚至连最小量的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也得不到保证，扩大再生产更难进行。
    人口的迅速增加也更加激化了固有的社会矛盾。自从雍正年间实施了地丁合一的赋税改革后，人口增长远远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长。1750年人口还只有1.8亿，人均土地4.25亩，到太平天国前夕，人口已变成四亿多，人均土地仅为1.78亩，（注：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二期。）人多田少，更加刺激了土地兼并，使许多迫于生计的人离开家园，为了活命，往往组织秘密会社，打家劫舍，成为社会最不安定的因素。
    生产力的停滞直接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动摇着封建统治的物质基础，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四处流亡，加剧了社会动荡，但传统的社会结构仍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并没有产生成熟的近代资本主义变革的内在基因。鸦片战争的惨败则完全暴露了清朝政府机构的全面腐朽。据《清实录》披露的材料，1842-1850年，全国发生的群众反清事件近百次，斗争的烈火燃遍中华大地，这些起事的直接原因“皆因州县征收加重所致。”（注：《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38第20页。）这又与道光帝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采取的聚敛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征收加重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是英国大炮”。（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2页。）
    洪仁玕、冯桂芬既经历过“夷害不已”的鸦片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又身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使他们发出了“有耻，莫如自强”的时代呼声。流露出向西方学习，不使中华民族“受制于小夷”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都悉心考察西方列强富国强兵的奥秘所在，而且都归结为船坚炮利和经济现代化。他们对中国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的落后和贫困颇有体认，主张引进西方的近代生产力，建设与发展近代工商业，以改变自然经济结构。只是洪仁玕走得更远，主张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造，按照西方列强的“邦法”，培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建设近代工商社会，设计了一幅建设近代工商业的宏伟蓝图，其变革方案具有前瞻性，但他忽视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在《新篇》中甚至连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也未涉及。
    相对而言，冯桂芬的经济变革方案更加贴近当时现实，符合中国国情，他强调发展农业，提高粮食产量，解决人口增长与粮食缺乏的矛盾，而把发展近代工商业置于次要地位，其变革方案具有现实性。他倾向于建设以农为主、工商为辅的过渡性社会。这是“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冯桂芬关注现实的必然结果。
    正如梁启超所讲：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推动祖国的富强兴盛，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辛苦，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注：梁启超《新民说》，《新民丛报》。）洪仁玕、冯桂芬就是这样的第一代杰出的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