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是中国近代影响深巨的思潮，但以往论著对其形成的内在逻辑语焉不详。本文拟对此作一考察，认为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形成的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由器而道。按照“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界定，进化论作为具体科学知识属于“器”的范围，然而它一旦成了宇宙社会的普遍规律，则进入了“道”的领域。戊戌前后形成的进化论思潮，就是将其从前者提升为后者。
    一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的涌动，是以中学与西学论争中的“道（体）器（用）”之辩为前奏的。
    在甲午战争之前，西方自然科学的地质、天体、生物进化论思想已传入中国。但在那时进化论并未引起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变革。这是由于人们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限定在“中道（体）西器（用）”的格局里。从40年代初的魏源到90年代初的郑观应，长达50年之久的中学与西学的论争，都囿于“中道西器”即“中体西用”的框架之内。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以儒家伦常名教为核心的中学是形而上之道；作为富强之术的西学是形而下之器；器可变而道不可变。王韬和郑观应的话可作为代表，他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园卫牍》、《园文录外编》）“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径也。”（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显然，在这样的格局里，进化论只能定位于形而下之器而不可能跻身于形而上之道。
    因此，“中道西器”或“中体西用”虽然有过给西学以立足之地的进步作用，但是，由于其固守传统的世界观即正统儒学之道，它的进步作用就同历史的前进成反比例了。甲午战争之后，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日益走向实践上的政治变革，迫切需要有一个思想启蒙为之先导。这样的思想启蒙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个别观念的更新，而是整个意识形态的转换。世界观是意识形态中起着统摄作用的部分，因为变法维新的政治变革期待的思想启蒙包含着变更形而上的世界观之道的要求。但是，“中道西器”或“中体西用”在这时候恰恰成了抗拒启蒙的历史要求的旗帜。张之洞正是在这旗帜下筑起了抵御世界观变更的防线：“不可讲泰西哲学……中国圣贤经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骛数万里外之空谈哉？”（《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以鼓吹“中体西用”而闻名的张之洞的上述这段话表明，“中道西器”或“中体西用”障碍着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由“器”而进于“道”，从西学中获得新的世界观。
    但是，“中道西器”或“中体西用”同时又是西学由“器”而“道”的通衢。本来“中道西器”或“中体西用”是要用“西器”来补救“中道”，但这正好在无意中暴露了“中道”的落后和过时：无法解决如何使中国走向富强的时代课题。从郑观应对于中学偏重“道”而“堕于虚”的批评和对于西学偏重“器”而“征诸实”的赞赏中（《盛世危言·道器》），可以窥见这一点。另一方面，把西学作为富强之术（器），意味着有可能产生一种新视野：通过富强之“器”来认识其富强之“道”。郑观应下述的话正表现了这一点：“《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盛世危言·道器》）认为形而下之“器”虽小，但由此才能见识“道”之大。从“中道”的过时可以引伸出变更它的合理性，从“西器”见其“道”则展示了寻求富强之“道”的方向。因此，可以说“中道西器”或“中体西用”内在的对其自身的否定性，蕴含着把西学由“器”提升为“道”的逻辑必然性。
    二既是障碍又是通衢，这就决定了西学由“器”入“道”，成为新的世界观，必须是越过而又经过“中道西器”或“中体西用”。同时，由于“道器”之辩的实质是讨论社会历史的变易问题，这也决定了由“器”入“道”的西学必须是能够解释社会历史变易的。标志着进化论思潮兴起的康有为的历史进化论，正合乎着上述的逻辑。
    康有为披着公羊三世说经学外衣，第一次把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认为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普遍规律。“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论语注》）这就使进化论超出具体的自然知识的范围，成为涵盖了社会历史普遍规律的世界观。于是，进化论就由形而下之“器”进入形而上之“道”。康有为说：“道尊于器，然器亦足以变道。”（《日本书目志》卷七）这句话典型地表明，进化论由“器”而“道”是越过了而又经过了“中道西器”或“中体西用”：前半句留有“中道西器”的印痕；后半句则突破“中道西器”的防线，然而人们正是通过“西器”意识到了改变“中道”的必要，西学就由“器”而“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