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严复的进化论世界观具有的近代科学品格，是康有为所没有的。进化论作为新的世界观，能否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首先取决于它是否可信。世界观的不同，意味着主体对客体世界的意义有不同的体察，而对意义体察的可信性是无法凭借事实或实验来加以证实的。因此，世界观的认同必须依赖于接受者的理解，从理解走向相信。康有为企图以孔子的权威和儒学的术语，使得进化论容易为中国人既相信又理解，从而获得认同。然而，孔子的权威在当时已遭到越来越多的怀疑而日益失落，因而仰仗这样的权威并不能使进化论增加可信度。同时，把进化论填塞在儒学术语里，由于牵强附会，反而增添了理解的困难。严复在阐述进化论世界观时，力求做到“信、达、雅”，（《天演论·译例言》，《严复集》第5册，第1321页）并与“吾古人有甚合者”（《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第1321页）相沟通，固然也是为了接受者易于理解。但是，严复突出强调的是这一世界观的科学品格，即已为事实、实验所证实。他说达尔文进化论刚诞生时，被守旧者攻击，然而“卒之证据厘然，弥攻弥固，乃知如如之说，其不可撼如此也。”（《天演论》案语，《严复集》第5册，第1345页）科学的社会认同与世界观的社会认同在方式上有重要区别。科学发现一旦得到事实、实验的证实，便会以“强迫”的手段让人相信并认同。就是说，对于已为事实、实验所证实的科学发现，不管人们理解与否，都会予以相信并认同。因此，科学的社会认同方式是：相信→理解。世界观的社会认同方式与此不同，如上所述，它是理解→相信。显然，严复赋予进化论世界观以科学的品格，是把科学和世界观两种不同的社会认同方式相混淆了。但是，这一混淆使得进化论世界观有了毫无疑义的可信性，因而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风靡于世，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当然，这一混淆也反映了进化论世界观的科学主义倾向。
    因为严复具有上述超过康有为的地方，所以，经严复的创造性阐释，进化论作为世界观之“道”就此而确立于近代中国社会。这样，进化论从西方来到中国后，就发生了变异：其核心不再以论证自然事物的演进过程为对象，而是以变革人们的世界观为对象。而后者是要改换整个意识形态，因而进化论成为广泛冲击旧观念的思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进化论由自然知识之“器”而提升为世界观之“道”，就是这一思潮的形成。
    三如果说进化论的由“器”入“道”，开始于康有为而完成于严复；那么，梁启超和谭嗣同则对这世界观之“道”作了补充。这主要表现在对社会历史进化过程和社会历史进化动力的认识上。
    关于历史进化过程，康有为和严复都强调循序渐进，并认为这是个直线发展的过程。在他们循序渐进的思想中包含着合理的一面：历史进化是有阶段性的。梁启超将这合理的一面扩大了。他提出“三世六别”说，把据乱、升平和太平三世对应于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和民政世；而多君为政之世又别为酋长之世和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又别为君主之世和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又别为有总统之世和无总统之世。（《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这就把历史阶段划分得更细致了。同时，他对历史进化阶段的辩证本性有了更多的认识。他指出在历史进化的不同阶段之间往往有个“过渡时代。”（《过渡时代论》）这意味着历史进化阶段的界限并非是截然分明的，历史阶段的进化是个过程。他还指出，历史阶段的进化不是像登楼梯那样直线上升的，而是“非为一直线”，呈现为螺旋式上升，“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新史学》）可见，梁启超对历史进化阶段性的认识，比之康有为和严复，是更为细化和辩证了。谭嗣同的“两三世”说同样表现了这一点。所谓“两三世”的大意是：初九，太平世也，于时为洪荒太古；九二，升平世也，于时为三皇五帝；九三，据乱世也，于是为三代；以上是“内卦之逆三世”。社会历史继续进化；九四，据乱世也，于时则自孔子之时至于今日；九五，升平世也，于时为大一统（全球群教、群国统一）；上九，太平世也，于时为遍地民主（教主、君主均废）；以上是“外卦之顺三世。”（《仁学·四十八》）这不仅把历史进化的阶段描绘得更细致了，而且把历史阶段的进化理解为从原始阶段的太平世到最高阶段的太平世的曲折过程，由“逆”而又返“顺”，既非直线演进又非简单循环。因此，这里还闪烁出历史阶段的进化是螺旋式上升的辩证法。
    关于历史进化的动力，康有为和严复都以为竞争是历史进化的动力，但他们反对把竞争推向矛盾激烈冲突的极端，认为这反而会妨碍历史的正常渐进。因此，他们不主张用暴力革命、流血斗争的手段来推动社会的进化。对此，梁启超和谭嗣同都有某种程度的突破。梁启超说：“竞争为进化之母”，（《新民说》）竞争作为历史进化的动力，然而“有动力必有反动力”；（《自由书》）因此，竞争必定导致矛盾的两种势力的冲突。于是，唯有“破坏”旧势力才能“上于进步之途。”（《新民说》）与此相联系，他把“革”（改革与革命）的观念纳入进化论：“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释革》）谭嗣同以产生雷电的“同异攻取”的轰隆碰撞，来阐释“日新”进化的动力。（《仁学·十九》）这表明他意识到雷鸣电闪般的剧烈斗争才能使社会焕然一新。所以，他进一步就说出了这样的话：“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上欧阳中鹄·二十一》）尽管这种将竞争与革命相联系并进而把革命包括在进化论之中的思想，在梁启超和谭嗣同那里只是一闪而过，只有在以后革命派的进化论里才被确定和发展起来，但这却显示了进化论思潮进一步发展的朝向。
    梁启超、谭嗣同对康有为、严复奠定的进化论所作的补充，表现了他们的进化论的特色。这种特色虽然尚未达到冲决康、严维新改良立场的地步；但是，这却预示着一旦历史否定了维新改良，进化论之“道”的裂变将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就是革命派的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