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湖湘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当湖南还处在“蛮荒之地”的时候，就诞生过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光辉篇章--《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洋溢着诗人爱国情怀的千古绝唱激励着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子弟。北宋以后，脍灸人口的《岳阳楼记》，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激情与博大胸怀，感染、鼓舞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
    湖南文化在宋代以前发展一直是很缓慢的，可谓人才寥寥。北宋时期，道州人周敦颐作《太极图说》和《通书》，为宋明理学开山，湖南才有了第一个土生土长的思想家。差不多同时，岳麓书院建立，南宋的湖湘学派形成，湖南文化的发展才出现了转机。据《宋元学案》的《岳麓诸儒学案》记载，湖湘学者多“留心经济之学”。可见，关心天下大事，关心国计民生，一开始就成为湖湘学风的一大特色。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著《春秋传》，把《春秋》视为“经世大典”，认为“《春秋》之义，见诸行事，垂训方来”，具有“处大事、决大疑”的具体指导作用，体现了“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的学术风格，他强调“大一统”、“华夷之辨”，主张“尊王攘夷”，志在鼓励朝廷坚持抗金，收复失地，其爱国精神至为鲜明。湖湘学派的另一个创始人胡安国的儿子胡宏继承乃父的学风，集中研究国家治乱兴亡之道。他说：“知亡者，然后可以与图存者也；知乱者，然后可与图治者也”〔1〕。他不仅研究总结了中国几千年治乱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 而且深刻揭露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对国势衰危，生灵涂炭的现实表示深深的忧患。他多次上书朝廷，提出治国方略，主张“治道以恤民为本”，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关心民众，“政立仁施，虽匹夫匹妇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为了医治腐朽衰败的国家和弊端丛生的社会，他还旗帜鲜明地提出变法，改革主张，认为“乘大乱之时必变法，法不变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虽然他所谓的改革与变法旨在恢复“三代之世”，未能超出封建制度的藩篱，但是，他为国分忧，为民求治的经世爱国精神也是至为鲜明的。
    从湖湘学派的创立者胡安国、胡宏父子开始，历代湖湘学者都有保卫祖国、复兴民族的强烈历史责任感。胡氏父子兄弟把金兵入侵中原视为“万世不磨之辱，臣子必报之仇”，“力排和议，直声振于一时”。张栻 “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上书反对言和，主张收复大好河山。张栻以岳麓书院为主要教育基地，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爱国志士，在保卫中华民族的英勇血战中，作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张栻的学生吴猎，系湖南醴陵人，在兼任荆湖北路安抚司时，总领中路战场的备战工作，面对金兵围攻，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取得中路西部战区的胜利。学生赵方，湖南衡山人，帅边十年，合官民兵为一体，以战为守，曾战败10万金兵。张栻的另一批学生，如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陈琦以及胡大时、周奭、吴伦、蒋复、钟如愚、王居仁、蒋元夫、谢用宾、萧佐、梁子强、钟炤之等，或是政绩卓著的能臣，或是威震一方的将才，或是名重海内的学者，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和学术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南宋末年抗元斗争中，湖湘学者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写下了英勇悲壮的历史篇章。《湘学略·南轩学略》称：“宋之亡也，岳麓精舍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无算。”张栻的后代张唐在邵永一带起兵抗元，收复衡山、攸县、湘潭等县，与民族英雄文天祥遥相呼应，最后兵败被俘，坚贞不屈，英勇牺牲。可以说，湖湘文化从她创立之时起，就是湖湘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浇灌出来的一株思想奇葩〔2〕。
    湖湘文化的爱国传统，到明末清初，更集中地体现在杰出的思想家和伟大学者王船山（夫之）身上。王船山思想丰富，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极为突出。他强调“夷夏之防”，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提出了“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的命题，并以民族利益为标准，提出了“三义”、“三罪”之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君主一姓之兴亡乃“一人之正义”，生民之生死乃“一时之大义”，只有整个华夏民族的兴亡才是高于一切的“古今之通义”。他把那些祸国殃民的奸臣斥之为“罪人”，“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3 〕他把民族大义作为评判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最高标准，把桑维翰、秦桧一类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卖国贼判为“万世之罪人”，表示了切齿的痛恨。王船山高张民族大义，正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他自己身体力行，艰苦卓绝，更为湖湘后人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