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外交思想，就其内涵来说，指的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在对外交涉中，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以积极的态度去熟知所遇对手，并自觉地运用国际上公认的一般法律和准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对外斗争的理论和方针。在晚清，近代外交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突破传统外交观念的漫长过渡历程。而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所具有的某些近代意义的外交思想，正是这一过渡历程的开端。本文拟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
    （一）
    世界历史的发展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进入了它的近代时期。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在欧美各国的确立和产业革命的相继完成，社会生产力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地不安定和动荡，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1〕因此，开展海外贸易，掠夺落后国家，是西方资产阶级赖以生存下去的基本原则。它们在分非洲、占南美之后，接踵而来远东。正在封建主义轨道上运行的古老中华帝国，成为欧美资产阶级所垂涎欲滴的对象。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要和中国封建王朝发生联系，首先是外交上的联系，已成必然之势。
    中国地处东亚，中华民族以高度发达的灿烂农业文明著称于世，远在僻壤的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明均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久而久之，这种地理位置的优越、文明发达的现实以及封建等级制的扩展，使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形成了一种唯我独尊、傲慢自大的心理定势。自然，对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交往关系，从来没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在他们的意识深处，这些国家只是作为中国的朝贡国和藩属而存在。具有礼乐教化之国，当然要和野性十足的夷狄区别开来，所谓的“夷夏大防”也就成为中华封建正统伦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辩证地来看，“夷夏大防”观念在战乱不断的封建中国，对于感召士民百姓奋起抵御异族的掠夺和侵凌，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王朝几经更迭，时代不断变化，而这种固有观念却未曾稍减，致使中国长期以来的对外关系“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2〕。而理藩之术也无外乎恩威并用，剿抚兼施。
    时至晚清，长期闭关锁国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牢笼使人们对日益动荡着的外部世界茫然无知。士大夫王炳燮仍津津乐道于“夫大地以中原为正中，阴阳之和会，最得五引之全，自古神圣皆成此也，此外四裔皆荒昧，……故大地自古及今皆以中夏数千年为正位，试观天星分野独应中国，即其明验矣”〔3〕。最高统治者更是不顾时势，安于现状，“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4〕。对于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以过去的周边夷狄来对待。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高度膨胀的资本纷纷来中国寻找出路，但由于中国内部以自然的小农经济模式为主，资产阶级满怀发财热望而运至的机器产品长期打不开销路。于是，它们便在中国开始进行“一种恶毒的、有伤道德”〔5〕的鸦片贩毒交易。这种交易在19世纪30-40年代的清朝道光皇帝统治时期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封建统治者从自身统治利益考虑，采取非常措施，禁止鸦片泛滥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于是，道光君臣对禁烟策略进行了一番大讨论，确立了断绝来源为首务的方针，派力主禁烟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这样，清政府所面临的鸦片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外交问题。此时的道光皇帝，仍然固守着传统的外交方略，对英吉利等国夷人“叛则诛之，服则抚之，一定之理”〔6〕。林则徐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来到了广州。这里既是鸦片流毒泛滥日甚的是非之地，又是得风气之先的近水楼台。在禁烟过程中，林则徐出于对敌斗争的需要，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考察和了解，这就为他冲脱出传统夷夏旧观念的束缚，提出带有某些近代意义的外交思想，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二）
    林则徐刚到广州，仍然以天朝大吏的自豪感来审视自己的对手，存在着中国之“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7〕的糊涂观念，和其他士大夫的认识一样，天朝若闭关绝市，则能制敌于死命。但是，随着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对禁烟运动的抵制与破坏，对林则徐所颁法令的耍尽伎俩，使林则徐感性地认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对手与先前的犬性夷狄尚有不同之处，“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8〕。正是出于这种对外交涉的需要，促使林则徐去探求和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被后世史家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睁眼看世界”的兴起，无论看成是一种思潮，抑或当作一种行动，它的意义远远超过其本身。伴随着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新知识的获得，中国士大夫终于开始冲破原来的华夷观念，以一种新的步伐迈出中世纪的门槛。向西方学习，谋求国家独立和社会进步的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行程，就是由此起步的。
    林则徐在广州期间，就开始有意识地放下天朝大吏的架子，打破清朝长期以来对夷狄不屑一顾的惯俗，“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9〕。他指示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人“四处探听，按日呈递”〔10〕，尽其所能地搜集外国的书籍和报纸及其他情况。在监督署内，他聘请善译之人，包括袁德辉、梁进德等略通外交的中国人和当时在广东活动的传教士医生伯驾等人，尽速将获得的情报译成中文。林则徐还聪明好学，不辞劳苦地多方探求。当他在穿鼻港考查时，不失时机地指示自己的秘书、随员和许多聪明的人，“搜集英国的情报，将英方商业政策，各部门的详情，特别是他所执行的政策可能的后果，如何赔偿鸦片所有者的损失，都一一记录”〔11〕。1839年12月，林则徐在广州天后宫接见了15名在中国海域遇险的英国船员，他仔细地询问英国朝野人士对中国禁烟问题的态度，以及其他有关的国外情况。这样，林则徐的对外知识大有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