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林则徐对外国知识的掌握是粗略的，有的甚至是不确切的，但他所了解的却是多方面的。对他的外交观念和外交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当属《澳门新闻纸》和《国际法》。
    《澳门新闻纸》是居住在澳门、广州等地的外国商人所办报纸的统称，包括由英国人原在广州所办，1839年5月迁至澳门的《广州周报》（又译作《澳门新闻录》）、《广州纪事报》（又译作《澳门杂录》或《澳门纪事报》）、《新加坡自由报》、《孟买新闻纸》、《孟阿拉新闻纸》等，内容涉及各国政治、中外贸易和出现的有关问题等情况。林则徐认为这些报纸是“将广东事传至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他意识到这是了解外国情况以及外国人对中国问题看法的一个极好窗口，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12〕。林则徐根据《澳门新闻纸》所译出的材料，又组织人员分类整理，编为《澳门月报》，计有《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5辑。林则徐从《澳门新闻纸》当中获益非浅，“所得夷情实力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13〕，使他能够审时度势，在外交上采取主动。
    《国际法，或运用在国家和主权的行为和事物上的自然原则》，是瑞士著名的国际法学家滑达尔（旧译瓦特尔）于1758年写成并出版的一部法学著作。它在短时间内受到欧洲、美国的法学界和外交界的推崇，“尤其在十九世纪上半个世纪，它成了外交官特别是领事馆必读的经典”〔14〕。林则徐接受自己手下译员袁德辉的建议，认为运用《国际法》来办理外交为当务之急。他从该书上摘录了不少段落，派行商首领送往伯驾处请予译出，这些“内容与战争有关，以及由此而来的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15〕。后来，袁德辉又重译和增译了一些段落，由此而编成《各国律例》一书。《国际法》的掌握，又使林则徐能够藉以作为锐利的外交武器，在与外国人的交涉中持之有据，言之有理。早在50多年前就有人指出：“《国际公法》之输入中国及应用于对外交涉，实以林则徐为嚆矢。”〔16〕法兰西学士院伦理和政治科学部院士苏珊·巴丝蒂夫人也认为：“早在1839年，有名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和英国打交道时，首先感到有必要了解国际法的知识。他曾组织翻译了瓦特尔名著的一部分。当时广州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对待外国商人的问题。”〔17〕
    （三）
    如前所述，在当时的形势下，清政府所面临的鸦片流毒和货物贸易问题，实属重大的外交范畴。林则徐对海外诸国情况的了解和国际知识的掌握，为他容纳进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业已形成的某些近代外交观念的礼制创造了条件。在与外国人进行的交涉中，林则徐的外交思想已具有了更多的近代特征。
    首先，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是林则徐外交思想的集中体现。
    一个国家制定并实施的对外政策，不仅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愿望，而且代表了国家对外部世界所持的态度。林则徐到达广州后，在了解到一些禁烟实情的基础上，便果敢地连续颁布了《谕洋商责令夷人呈交烟土稿》、《谕各国夷人呈交烟土稿》等告示，宣布鸦片为中国政府早已明令公布的违禁之物，不能再流毒横行于中华，并公开申明了自己誓为朝廷断决烟土的决心。在这里，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晓谕在广东的外国商人、鸦片贩子呈交烟土，符合《国际法》中“各国皆有当禁外国货物之例”的精神，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正当权利。他从《各国律例》中了解到“但有人买卖违禁之货物，货与人正法之照办”〔18〕因而在虎门销烟后，林则徐自觉地依法办事，指出，“近日访问，乃知此等奸夷，并未领照经营、而敢偷渡越窜，若被彼国查出，在夷法也必处于正刑。”〔19〕他明确规定凡来中国进行贸易的洋商必须出具结式，保证不再夹带鸦片，倘若查出来船有一两鸦片，则“货尽没官，人即正法”〔20〕。
    林则徐对于来自所谓“文明西方”、早有《国际法》流行的英国官吏蓄意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的行径，在外交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839年7月，义律在英国水手打死中国居民林维喜事件上百般活动，包庇凶手。不但对林则徐提出交出凶手的要求置若罔闻，而且于八月悍然在英国船上演出了一幕将“人犯照本国之律例审办其罪”〔21〕的闹剧。林则徐非常气愤，严辞谴责这一破坏中国法律、违犯国际法准则的行为。林则徐根据《各国律例》确信：“杀人偿命，中外所同。”〔22〕他严正指出：“查该国向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照何国法度，其例甚为明白”，倘若遇有犯罪之人，则“犯罪在伊国地方，自听伊国办理，而在天朝地方，岂得不交宪审办？”〔23〕以《国际法》为外交斗争的武器，符合资产阶级的法律精神，致使义律在谈判桌上常常处于理屈词穷、无以应对的地位，连当时目睹其状的外国人也不得不“畏服林则徐办事结实”〔24〕。
    其次，区别对待鸦片贸易和正常贸易，赋予传统的“以夷制夷”外交方针以新的内容。
    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谓正常贸易，就是指遵守中国法律，不夹带鸦片毒品的正当货物交易。1839年，英人地尔洼在伦敦发表了《鸦片贸易罪过论》一文，林则徐从摘译的《澳门新闻纸》当中及时掌握了这一消息，认识到在英国朝野中，也有人指责鸦片贸易是一种“罪过”，不但败坏中国之风俗，且有走私之恶名。中国人禁止鸦片，正如英国政府曾经禁止法国使者携带禁物到英国而遭监禁一样，“待他交上违禁货物后，方才释放”〔25〕。据此，林则徐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方针，将鸦片贸易和正常贸易区别开来，孤立、打击前者，提倡、保护后者。他执行“奉法者来之，拒法者去之”〔26〕的原则，反复强调外国商人至内地，“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27〕。应该说，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不仅争得了个别英国正当贸易商人对中国禁烟政策的理解，在对顽固的鸦片贩子的斗争中争得了主动，而且对于英国同美国等其他国家商人的矛盾也得以正确地利用。致使拒不具结进口贸易的英国人抱怨：“我等已议定暂在港外贸易之章程，花旗不与和心。此系外国不能齐心会合之大害也！”〔28〕这就使传统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具有了新的内容和近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