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反对封关禁海，主张贸易互利，具有近代先进中国人所特有的开放意识。
    众所周知，自我封闭，与世隔绝曾是中国封建政权得以长期延续和保存下去的首要条件。时至近代，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9〕。不少顽固派士大夫重弹封关禁海、断绝与外国贸易的老调，幻想以此来求得苟安，但这只能是一种不识时务的愚论。林则徐在对外交涉中，看到了贸易在西方各国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认为贸易者，“彼国之所以为命”〔30〕，“贸易一事，该国之国计民生皆系于此，断不肯决然舍去”〔31〕，朦胧地觉察到了资本主义的特性。基于这种认识，他在《复议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中说，对于“未犯法之各国夷船与英吉利一同拒绝，是违抗者摈之，恭顺者亦摈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32〕。这些精神，也符合国际贸易法的一般惯例。更重要的是，林则徐指出“内地民人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33〕有弊端。他不只一次地申请，来华外商“不但以尔国之货，赚内地之财”，并以内地之货，赚各国之财；此乃“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厚利，皆从华民分去”〔34〕。因此，林则徐在提倡国人出海贸易的同时，也十分明智地以“贸易”来确定自己的外交方针，认为“驭夷不外操纵二端，而操纵只在贸易一事”〔35〕。不难看出，这种见解在当时是十分深刻的。
    综上所述，林则徐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外交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少封建意识。但是，他抱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爱国信念，使之能够在与西方殖民者的交涉中不畏艰难，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这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且，他多方了解西方各国状况，自觉利用国际公认的法律进行斗争。由此我们可以说，林则徐的外交思想，是中国的外交观念和外交政策在面向世界，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历程中迈出的艰难而又可贵的第一步，理应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注释：
    〔1〕〔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2〕《清朝续文献通考》第337卷第1087页。
    〔3〕《毋自欺室文集》第3卷，见（台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4辑，第127--12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页。
    〔5〕（英）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84页。
    〔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4卷第2496页。
    〔7〕《林文忠公政书》第4卷。
    〔8〕魏源：《圣武记》第10卷。
    〔9〕《魏源集》上册第174页。
    〔10〕〔11〕〔2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2册第433页；第5册第36页；第3册第466页。
    〔12〕〔13〕《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14〕（美）安·那斯波姆：《国际法简史》，第160页。
    〔15〕广东文史研究馆编译：《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页。
    〔16〕李抱宏：《中美外交关系》，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29页。
    〔17〕（法）苏珊·巴丝蒂夫人，端木正译：《外国人的地位与国际法》，见《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18〕《海国图志》第83卷。
    〔19〕〔27〕《林文忠公政书》第192页。
    〔20〕〔22〕〔23〕〔34〕《林则徐·公牍》第59、130、129-130、126页。
    〔21〕（日）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220页。
    〔25〕〔28〕《澳门月报》第3辑，《论禁烟》；第5辑，《论各国夷情》。
    〔26〕〔30〕〔31〕〔32〕〔33〕〔35〕《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05、676、705、705、640、6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