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湖湘文化的爱国传统到了近代被一个又一个人才群体所发扬光大，并且表现了对于救亡图存、振兴祖国的强烈自信心和使命感。
    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屈辱的一页。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扩张，民族矛盾的上升与激化，中外冲突和战争的频频发生，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爱国主义空前高涨起来，对外反对殖民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近代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如果说古代爱国主义是同反对民族侵扰、民族压迫相联系，那么近代爱国主义则主要是同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相联系。“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近代以来，特别是湘军集团兴起之后，湖南人的爱国精神较之其他省区，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强烈〔4〕。
    在漫长的古代，尽管湖湘文化的爱国传统源远流长，但由于长时期文化发展的落后，人才寥落，影响亦不大。诚如清末革命志士杨毓麟所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
    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以曾、左为首的湘军成了与之对抗的主要力量，湘军将帅因此而挤身政治舞台，官至督抚者27人，提镇两司数不胜数，湖南声威大振，诚如熊希龄所说：“湖南自军兴以来，东克金陵，北平回疆，南清闽越，西讨黔蜀，萃一隅之士庶，应四方之征调。当是时，湘军满天下，将相相继而起者，卓然昭著，可谓极一时之盛矣”〔5〕。还在1860年， 朝廷中就有人向咸丰帝力保湘军将领，极言“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6〕。 湘人亦因此而自豪，生发出一种强烈的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使命感、责任感，似乎只要有湖南人在，天下则无事不可为，慨然以天下为己任，逐步成为湖南士人的普遍心态。
    甲午战败，马关签约，中国割地赔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以悲愤的诗句揭示了亡国灭种的危机。同时，又表达湖南人对挽救民族危亡的自信与使命：“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7 〕唐才常转述外国舆论称：“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8〕。 熊希龄在《时务学堂公启》中亦自豪地宣称：“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湖南志士这种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豪气和救亡图存的高度自信，当时就受到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的充分肯定，他深有感触地写道：“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摩萨、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近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9〕
    最集中体现近代湖南人爱国情怀与救亡使命感的是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歌云：“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10〕。也就是说，湖南之于中国，如同斯巴达于希腊，普鲁士之于德意志，湖南人有救国的责任，也有救国的能力，只要有湖南人在，中国就不会灭亡。《湖南少年歌》所表现的爱国精神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可以说已成为近代湖南志士的群体意识和普遍心态。
    1918年杨昌济在论“湖南人在中国之地位”时就曾自豪地写道：“德国之普鲁士实为中枢，日本之鹿儿岛多生俊杰，中国有湘，略与之同。”“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11〕。青年向警予也深情地表达了这种忧国之患、爱国之情和救国的自信：“抑吾尤有感焉者，风景不殊，山河犹昔，叹桃源之幽邃，渔父不逢；悼湘流之咽呜，灵均已渺。今日何日，能不悲耶？然而物极必反，流风余韵，久沁心脾，异日者又恶知夫湖南之果不为中国之普鲁士也”〔12〕。这是向警予20岁在周南女师读书时在一篇作文中表达的思想，足见近代湖南爱国责任感之“流风余韵”，确已“久沁心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