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反对外国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与学习西方、改革内政、争取国家富强的统一是近代爱国主义的一大特色，也是近代湖湘文化爱国思想的突出表现。
    近代中国与近代以前所面临的情况完全不同，侵略者不再是文明程度低下的游牧民族或封建酋长国，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都高于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一切头脑清醒的真正的爱国者，一方面必须坚持反对和抵抗外国侵略，另一方面又要去掉以往历史所积淀起来的民族虚骄心理，了解世界，学习外国的长处，改造中国，实现社会进步，国家富强。魏源是最早把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的先进思想家。他在鸦片战争失败和签订《南京条约》的巨大刺激下，为寻求战胜敌国和使国家富强的道路发愤著书，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为要“制夷”又成了“制夷”的前提。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正是近代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 反映了19世纪40～50年代中国思想家的最高成就。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开辟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新的思想方向。魏源所说的长技只是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沿着他所指示的思想方向，后来湖南的爱国者不仅把师夷的主张付诸实践，而且不断扩大着师夷的范围。
    19世纪60年代开始，曾国藩、左宗棠等发起洋务运动，创办创造枪炮和轮船的军事工业，组织翻译馆，翻译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书籍；创办培养外语人才和科技人才的新式学堂，派谴留学生等，把魏源“师夷制夷”的主张付诸实践，并且向前推进。过去，人们指谪曾、左搞洋务只是为了镇压人民反抗，并不确切，“师夷制夷”，“师其所长，夺其所恃”，抵制外国侵略是曾左办洋务的基本指导思想。他们在与太平天国作殊死斗争时，就已认识到外国势力是比太平天国更可怕的敌人。胡林翼观洋人汽船沿长江上驶而堕马吐血，曾国藩因英法横行无法制服而夜不能寐。他提出“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20〕。可见，办洋务的主要内容在于“窃制器之术”，并以此为手段达到雪耻自强的目的。湘阴郭嵩焘是我国近代第一位驻外使节，他在倡办洋务的过程中，沿着魏源“通览形势，考知详情”的思路，看到西洋船坚炮利、商务发达的根本在于他们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和政权制度，“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取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21〕郭嵩焘于是成为近代中国最早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以致富强、以保国家的思想先驱。
    甲午战争之后，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走向高涨。湖南维新志士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一方面有强烈的反帝救亡意识，一方面又有强烈的效法西方、实行改革的要求，并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熊希龄的“攘夷”思想正体现了这种结合。他说“不攘夷则无中国，但今日之夷非同往昔，“其政治具有条理，其学问具有本末”，且富且强，纲举目张，欲攘夷只能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悉师西法”〔22〕。
    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国北部迅速发展。由于这一运动的参加者运用原始的武器，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和盲目排外倾向，加上清王朝封建顽固派别有用心的利用，资产阶级的各个政治派别都反对和否定义和团斗争的正义性。但陈天华却与众不同。他从强烈的反帝爱国立场出发，肯定“义和团的心思是很好的”，只是所有的办法和迷信手段不好。他一方面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坚决反对外国侵略，指出“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工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夜郎自大和盲目排外，认为要战胜外国侵略者，必须学习西方，实行改革，不能因痛恨外国侵略就排斥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他说：“须知要拒洋人，须要先学习外人的长处。”对外国侵略者，恨归恨，但他的长处却不可不学。所以“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不学断不能报”〔23〕。陈天华划清了爱国与排外的界限，完整地揭示了近代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把爱国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是湖湘文化对近代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新贡献。
    爱国主义是人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的祖国的一种崇高的、纯洁的、神圣的感情，是鼓舞和推动无数仁人志士捍卫祖国独立、探索强国之路的强大精神力量。人才辈出的近代湖南，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具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这种传统促使一批又一批的湖南人投身爱国运动，投身洋务、维新和辛亥革命，为推动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1997-03-02；
    【参考文献】
    〔1〕《胡宏集》第43页。
    〔2〕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第16-18页。
    〔3〕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4、15。
    〔4〕杨笃生：《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卷1下册第618页。
    〔5〕《请修武备上吴大徵书》，《熊希龄集》（上）第21页。
    〔6〕《潘文勤公奏疏》，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卷9第109 -110页。
    〔7〕《谭嗣同全集》第490页。
    〔8〕《唐才常集》第178页。
    〔9〕《南学会叙》，《饮水室合集》文集之二。
    〔10〕《杨度集》第95页。
    〔11〕《杨昌济文集》第351页。
    〔12〕《向警予文集》第1-2页。
    〔13〕《独秀文存》第433页。
    〔14〕《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3-4页。
    〔15〕《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35页。
    〔16〕《曾国藩嘉言钞·治兵语录》第53、294、32页。
    〔17〕《蔡锷集》第52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18〕参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卷1《谭嗣同》。
    〔19〕《警世钟》、《绝命书》，均见《陈天华集》。
    〔20〕《曾国藩全集》书信（五）第3457页。
    〔21〕《使西纪程--郭嵩焘集》第39页。
    〔22〕周秋光：《熊希龄传》第103页。
    〔23〕《陈天华集》第8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