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与强烈救国使命感和责任感相联系的是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与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这又是近代湖南人爱国主义的一大特色。
    1920年1月， 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新文化运动主帅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文章写道：“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都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可以拿历史证明。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13〕陈独秀后来变了，但我们也不能因人废言，他拿历史证明湖南人的奋斗精神，是言之凿凿的，王船山、曾国藩、黄克强、蔡松坡四人身上确实可以体现近代湖南人的奋斗精神。
    王船山先生当明清鼎革之际，早年举兵抗清，33岁返回湖南，知事不可为，又誓不降清，“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石船山”。他一岁数徙，流离困苦，崎岖岭表，备尝险阻。他“窜身瑶峒，绝迹人间，席棘饴荼，声影不出林莽，就在这无与伦比的艰苦条件下，王船山专心著述，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颗巨星。据有人统计，其著作计有100余种，400余卷，800多万字，流传至今者当尚有73种， 401 卷，470余万言，100多种版本。《近百年湖南学风》中说：“夫之荒山弊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悔，虽未为万世开太平，以措施见诸行事，而蒙难艰贞以遁世无闷，因为生民立极。其茹苦含辛，守己以贞，坚强志节，历劫勿渝。”〔14〕谭嗣同说他“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15〕。
    曾国藩深受船山影响，称船山为“命世独立之君子”。湘军初起，困难重重。他与左宗棠相约，“以耿耿精忠之心献之于骨岳血渊之中”。他确定的选将标准除“才堪治兵”之外，还必须不怕死，耐受辛苦，并且不急急于名利。他自己则以“舍命报国”、“不要钱、不怕死”自勉勉人。他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他带领湘军扎硬寨，打硬仗，屡败屡起，百折不挠，常说“打落牙齿和血吞”，自书联“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不为圣贤，便为禽兽”〔16〕，其奋斗精神可见一斑。
    曾国藩的奋斗精神影响及于黄、蔡。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对曾国藩推崇备至，在一则按语中他表示“吾侪自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心，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果能拿定主见，百折不磨，则千灾万难，不难迎刃而解。”显然，黄、蔡诸人受到包括曾国藩在内的近代湖湘文化的熏陶，受此文化熏陶而成长起来的近代湖南人，一般都具有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心理气质，刚正质朴，践履笃实，勇于任事，尚气重节等。黄、蔡正是如此，他们的爱国之情，务实之风，不怕苦、不怕死、不求名、不逐利的志节与奋斗精神，都令世人敬佩。黄兴为救国而献身革命，戎马一生，出入枪林弹雨，每每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他说“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而且毫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始终保持着“名不必由我成，功不必自我主，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的崇高情操。蔡锷在识破袁世凯卖国求荣、帝制自为的阴谋之后，与他的老师梁启超相约“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而护国讨袁“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17〕。当时他的喉疾已加剧，仍以超人的胆略潜赴云南起兵讨袁，抱病担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率部分左右两纵队进军川南，在纳溪、泸州一带同10万袁军作殊死战斗。袁死黎继，蔡受命担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力疾视事，“宾从案牍，药炉茶鼎，杂然并陈，目眩神摇”，遂因病势加重医治无效而逝世，年仅34岁，临终前口授随员电陈国会和总统黎元洪，指出“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可见爱国之热诚，磊落之志节，至死不移。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近代湖南人奋斗精神强烈，献身精神亦很强烈，出现了不少为国家、为民族、为革命勇于献身的志士仁人。其中，谭嗣同由忧国救国而舍身变法，就是为国献身精神的突出体现。甲午战争后，面对“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民族危亡形势，谭嗣同奋起投身维新变法的救亡图存运动，他坚信中国之危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主张实行激进的改革。当这种改革遇到顽固守旧势力的压制攻讦时，他与维新志士们“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常说：“块然躯壳，除利人外，复何足惜！”戊戌政变发生后，不少人劝他到日本避难，他坚决拒绝，毅然表示要以自己的鲜血铺通变法之路：“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8〕这种献身精神真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英勇就义时，年仅33岁。
    陈天华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青年革命宣传家，他的著作中最激情洋溢、悲壮感人的正是坚决而彻底的反帝爱国思想。他以血泪斑斑的文字揭露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惨祸，号召人民勇于斗争，奋起反抗，坚信“各国纵有精兵百万，也不足畏”，“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之理”。正是基于反帝爱国思想，陈天华认为清政府丧权辱国，已成为“洋人的守土长官”，所以要拒洋人，要爱国，“只有讲革命独立”。与当时一些革命党人从种族观念出发倡言排满革命不同，陈天华是从反帝爱国出发引出要反清革命的结论。正是具有极其强烈的爱国思想，陈天华既由爱国而革命，又由爱国而自杀。望以死使留学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丕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19〕。很清楚，陈天华之蹈海为的是警醒同胞力除“放纵卑劣”之迹，以“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的实际行动回答日本报章的蔑视。他是为炽烈爱国、真诚救国而献身的。蹈海自杀虽不足为训，但其爱国主义思想则永放光芒！